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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九

讀者中也許會有人注意到，牽動本書後半部情節的密室構思，是在松本清張《點與線》（1957年至1958年）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還繼承了東京和九州的刑警合作偵破的《點與線》的結構。但是，就品位而言，兩者相比之下顯然是本書上乘，從中能夠看出當時日本處於高度增長期的狀況。同時，與同案犯眾多的《點與線》相反，本書的兇手集中在一個人身上。就這一意義而言，作品更忠實地體現了本格思想的體系，也不難窺見作者敢於向傳統挑戰並超越的意欲。 　　前半部的密室設置頗能引起讀者的興趣。作為當時的日本極其有限的西洋式且日常性空間，人們儘管注意到旅館的客房裡也不過如此，但本書突破了許多在構思密室時只對房間本身講究技巧的盲點。這一思路至今仍不失其新鮮。 　　在以密室殺人為主線條的推理小說中，最吸引讀者興趣的，就數構成密室的方法。自從愛倫·坡【1809—1849，美國作家，文藝批評家。——譯者注】在《莫格街兇殺案》（1841年）中以密室為主線條以來，許多作家都絞盡腦汁地想揭開這種神秘。以後直至本作品中也提到過的約翰·迪克森·卡爾，他在著書《三口棺材》（1935年）中通過偵探科迪奧·菲爾博士，將密室的構成方法進行分類。當時菲爾對批評密室故事的讀者如此說道：「一個人從上了鎖的房間裡逃走——為什麼？他顯然是為了讓我們（注：指推理小說的讀者）快樂，才無視自然法則，當然就有著無視人類普遍性行為法則的資格。」 　　都築道夫將這些話解釋成：菲爾是在說，與「人類普遍性行為法則」即必然性相比，更應該陶醉于「無視自然法則」的方法即可能性。都築道夫在長篇散文《黃色的房屋被怎樣改裝了？》（1970年至1971年）中公然唱反調，宣稱重要的不是可能性，而是必然性，即不僅僅是兇手如何設置密室，而且是兇手為什麼必須設計成全封閉的作案場所，這應該是一個謎。 　　關於密室的必然性，本書也進行了充分的渲染。應該稱為主人公的刑警平賀高明，在討論第一以及第二起殺人事件的場面時，將為何必須要設計成密室的理由也作為疑點來進行揭示。將殺人現場設為密室的理由，是為了偽裝成自殺，這是順理成章的，但這起案件，兇器設有遺留在現場，兇手從一開始就毫不掩飾是殺人。那麼，護城河旅館的社長久住政之助為什麼必須在密室裡被殺？ 　　其理由，在占滿整個終章的兇手供詞中已經作了解說，但在贊成前面都築道夫那種觀點的讀者目光中，也許就會感到很不過癮。但是，那樣閱讀就會忽略本書的小說性價值。讀者也許不會不注意到，為了用犯罪小說的外延來捕捉本書的小說性價值，兇手的解說只能在供詞中揭示。這是因為，供述書這個東西，不可能是兇手自己執筆的，警官只能對兇手沒有說明的地方一邊作著補充徵求兇手的同意，一邊進行匯總歸納。就是說，供述調查書，大多既要符合記錄警官所瞭解的事實，又容易陷入為了說明而進行的說明之中。 　　說實話，在本作品中，作者沒有對兇手進行渲染，但在閱讀過程當中，讀者一直可以體會到兇手的冷酷和傲慢。但倘若仔細回味一下就會發現，讀者感覺到的全是平賀刑警的印象。自己鍾愛的女性被殺，涉嫌對象隱藏在堅固的現場不在證明之中。這不過是平賀如此感覺到的。讀者將感情移入平賀刑警的身上，從而產生了兇手的印象。 　　在以解謎為中心的、饒有興趣的推理小說中，不對兇手的心理進行描寫，這並不那麼罕見。但是，這是否森村誠一的意圖？以供述書代替兇手的告白，所以兇手的心情——真情不知不覺地從作品中被抹殺了。平賀刑警對兇手的憤怒的表白很明顯，所以可以讓人感到很奇妙。 　　平賀刑警在搜查過程中知道「所謂的現代化旅館，就是一個巨大的『人類處理工廠』」，還知道「在那裡，甚至連提供服務這一人情味極濃的工作，都受批量生產的節奏支配，住客也簡直像從自動售貨機購買快速食品一樣成為旅館的客人。」既「現代社會也許絲毫都沒有為人類留下滋生人情的餘地」，又「仿佛覺得自己也漸漸地如同巨型機械上的一顆小螺絲，越來越缺乏情緒鬆弛的餘地。」 　　作為「無法放鬆的巨大機械」的「現代社會」，可以說代表著本格推理小說的作品內涵。正如平賀刑警將嫌疑者的行動稱為「像一架精密儀器那樣周密」，又將犯罪行為稱為「兇手那極其精密的『殺人計劃』」那樣，犯罪計劃也只能是「精確的巨型機械」。因此，兇手在實施犯罪計劃時，依然不能逃脫「機械上的一顆小螺絲」的命運。所以，說不把自己推到前面來，還不如說是作品不允許表白自己。偵破案件的刑警們，犯罪的罪犯們，還有作案現場即旅館的管理者們，他們在這部作品中全都是「機械上的一顆小螺絲」。於是，被害者也不可能不是「機械上的一顆小螺絲」。 　　關於久住政之助，作者只是在第一章裡描寫了他活著的身姿。在那裡，儘管以旅館為居室，與秘書商議工作，但對那位秘書，久住「眯著眼睛和藹地望著冬子，就好像望著自己的孫女」，他提拔她「不是由於她那機敏的頭腦，而是因為她那副冰肌玉骨、善氣迎人的風姿。」這些描寫都很引人入勝。就是說，久住將不是機械而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帶進了旅館這一「人類處理工廠」裡。正因為如此，所以久住才被這個秘書抄起雙腿摔倒了。從這部「精密」的作品中，被那個「居民」扔了出去。 　　久住必須在最象徵本格推理小說特點的、人為設計的密室裡被殺。久住被「現代」這一「巨大機械」「處理」掉了。 　　解謎推理小說有時也會變得「刻板」（托馬·納爾斯傑克《能讀的機械：推理小說》）。不難想像，《高層的死角》這部作品，在旅館為舞臺時，以密室和不在現場證明為主要線條，在這種意義上來說是必然的。就是說，本格推理小說這一形式，其風格象徵著當時的「現代」。 　　只是，作者森村誠一直面人性，將如此嚴密的作品進行著解剖。其特徵，即使在《高層的死角》中平賀這個人物的身上也不難窺視，他既不能放棄刑警的職責，又無法克制作為個人對兇手的憎恨。松本清張的《點與線》中的刑警們，他們在偵破案件時很客觀地與案件保持著一定的距離。與此相反，平賀從一開始就被兇手用作不在現場證明的道具。松本清張的作品中，即使不談那些超現實的名神探，刑警作為警方的人也絕對地不會產生動搖。與此相反，森村誠一的作品，就連刑警本身的根基似乎受到了侵蝕。正因為如此，所以才對魔鬼一般的兇手憎恨倍增，想從「機械上的一顆小螺絲」這一命運中擺脫出來。直至要逮捕兇手的時候，平賀反省到自己儘管「即便違背那個鍾愛的女人的遺願」，也要抓獲兇手，同時卻又「感到一陣從內心深處湧現出的失落感」。這也許是因為在忠實地履行刑警職責之余，又成為組織的齒輪即「機械上的一顆小螺絲」而感到無奈。 　　終章用供述書結尾，也象徵著作品的「嚴密」。但是，在供述書中，平賀的疑惑作為「注釋」插入，這是值得注意的。既是組織的齒輪，又以疑惑的形式發出內心裡的話，以此讓讀者感到平賀的憤怒還沒有平息，他仍然企圖擺脫「現代」這一嚴酷的世界。平賀靠著憤怒保持著對搜查的執著，他的形象將本格推理小說這一靜態的世界變成了動態的現實。在這一意義上來說，《高層的死角》至今仍不失為是一部燃燒著生氣和熱情的作品。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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