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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一

　　關於這一點，當時《每日新聞》作了簡單的報道如下：

　　「志位正二先生（年三十五歲）是在昭和二十四年從西伯利亞地區被遣返的前陸軍少校。歸國厲，他在美軍總司令部的語文學習部任職，曾在舞鶴遣返救濟局對從蘇聯遣送回國的人員進行各種調查。」（八月十五日）

　　從這則簡單的報道也可以看出，被遣送回國的志位少校實際上是在美軍總司令部任職的。

　　關於這件事，歐洲某大國的駐日情報機關曾秘密地指出了下述情況：

　　「這一事件的真正主角不是美國中央情報局機關，而是美國遠東空軍諜報部。拉斯托沃洛夫企圖竊取、而且已經著手竊取的是有關以下各方面的情報：涉及美國遠東空軍的空中作戰計劃、駐日美國空軍基地以及包括使用原子彈在內的攻擊防禦計劃。志位少校已經直接接觸到通過美空軍的成層圈飛行拍攝的蘇聯基地以及重要機構的照片，但是實際上把志位介紹給拉斯托沃洛夫，直接領導他的人是前中校M，而M也曾把志位介紹給防諜部機關。

　　「志位以及原關東軍航空高級參謀既然已經承認他們是美蘇之間的雙重間諜這一事實，那末M就當然是雙重間諜的頭子了。可是M卻被認為與這次事件無關，這一點也可以證明問題的複雜性。據我們看來，拉斯托沃洛夫並不是像某些人所說的那樣是被綁架的，而顯然是為了要求庇護而亡命的。」

　　有可靠的跡象表明，外務省的一批人被捕是志位少校所謂的自首所導致的。

　　莊司和日暮受到的嫌疑是：他們曾把駐日美軍有關方面的情報和日美關係的秘密情報提供給拉斯托沃洛夫，每次獲得報酬五萬圓到十萬圓不等，前後各獲得大約一百萬圓的報酬。此外，高毛禮的情況是這樣的：他是蘇聯經濟問題專家，擔任有關船舶的工作，當局懷疑他在任職期間向拉斯托沃洛夫提供了美軍有關方面的船舶動向的橫報。這個人戰前在漁業公司工作，曾出差去過蘇聯，對船舶的情況很熟悉。

　　高毛禮、莊司、日暮向拉斯托沃洛夫出賣了情報。日暮、莊司等人曾買了房子，還大事修繕，花了不少錢。當局懷疑這筆錢是拉斯托沃洛夫給的，就根據這樣完全不相干的理由對他們進行了偵查。

　　因此，莊司當即提出逮捕他是不合法的，要求進行公開審判，公佈拘留他的理由。現在這個案件還繼續審理中。

　　十一

　　莊司是這樣說的：

　　「在訊問過程中，幾乎沒有觸及我所期待的與案件的主要情節有關的事情。檢察官專門盤訊我的經歷，在外務省都做些什麼工作，都處理和保管哪些文件，負責哪些事務等機關方面的事情，一直問到我的收入、財產，怎樣把現在所住的房屋弄到手的等等，將這些方面細緻地追究個透徹。大約在我被起訴的前一天，檢察官會拿兩份外務省的文件給我看，問我：『你知道這個文件嗎？給拉斯托沃洛夫看過沒有？』在偵查中多少涉及『拉斯特沃洛夫事件』主要情節的具體訊問，也就是這一次罷了。對以上問題，我明確地否認說：『我沒有拿給外面的人看過。』檢察官就這一點所作的訊問是很簡單的。」

　　這時莊司曾一度獲釋，可是後來又以違反「外匯管理法」再度被捕，原因是他非法持有美元，有從日暮手裡拿到二千美元作為情報資金的嫌疑。也就是說，他是以非法持有美元被捕的。

　　「把我再度逮捕後，擔任這一案件的偵查主任的長谷檢察官就飛往美國。據說長谷檢察官在美國對拉斯托沃洛夫進行了調查。當時寫成的《檢察廳調查記錄》，就成為追究我違反『公務員法』的唯一證據。另外，關於指控我非法持有美元從而違反『外匯管理法』一事，檢察官向法庭提出的唯一證據是已自殺的日暮先生的供述記錄。除此之外，在歷時兩年的公開審判當中，檢察官沒有提出任何夠得上證據的東西。」（見《日本》雜誌，昭和三十四年十月號）

　　由於受到這個離奇的「拉斯托沃洛夫事件」的牽連而遭殃的日本人，公開出來的據說就達十七八名，還有人說是五十多名。他們都是什麼樣的人呢？有外務省、通產省、大藏省、防衛廳、總理府（內閣調查室方面）的官員，也有民間貿易公司、報館、通訊社（駐莫斯科的特派記者）以及復員軍人等。

　　由於美國方面的唆使，警視廳公安三科沒有改變嚴厲的偵查方針。但是這些人絕大多數都沒有違反「刑事特別法」第六條，偵查後得出的結論是：在平民當中完全找不到根據法律可以問罪的情節。

　　從這個案件牽涉的人數來說，規模是相當大的，然而相形之下內容竟如此空洞。

　　因有違反「國家公務員法」第一百條的嫌疑而被逮捕的官員只有上述三人。但是根據這條法律，至多能判處他們一年徒刑。從這一點考慮，日暮沒有必要從地方檢察廳的樓上跳樓自殺。即使問了罪，至多也不過丟掉外務省的職位，服刑一年了事。日暮自殺的原因不免令人感到有些蹊蹺。

　　主任檢察官長谷會透露，從日暮的供詞中是可以推斷出一些情節的。可是這意味著什麼呢？在訊問記錄沒有公諸於世的今天，外界是無法窺知其內容的。以下這段話並沒越出推斷的範圍。

　　日暮果真作過拉斯托沃洛夫手下的間諜嗎？如果他當過間諜，他為什麼不在拉斯托沃洛夫失蹤的一月間就採取行動呢？從拉斯托沃洛夫失蹤到他在美國國務院露面的這二百天當中，日暮的動靜沒有任何變化。如果他真是間諜的話，本會有一些動搖或者會逃跑的，但是為什麼沒有發生變化呢？關於莊司和高毛禮也可以提出同樣的質疑。

　　自殺的日暮沒有留下遺書。他自殺不是出於一時的心血來潮，而是做好了精神準備的。

　　由此還令人注意到，由於牽連到其他的美蘇關係的間諜事件而自殺的日本人，到目前為止為數也已經不少了，而個個都沒有留下遺書。

　　一、昭和二十一年九月，從蘇聯前來出庭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草場辰已中將在美軍醫院橫死事件。

　　二、昭和二十五年一月，關東軍原暗號班長、陸軍少校松浦九洲男在自己的住宅自殺，原因不明。

　　三、昭和二十五年四月，已故日共總書記德田球一的所謂「要求問題」的議會作證人菅季治在東京三鷹車站撞電車自殺事件。（一九五〇年四月，蘇聯發表聲明說，除了正在調查中的二千四百多名戰犯，日本俘虜已全部釋放。但是當時的吉田政府誣賴還有三十六萬人未遣返，並謂當時的日本共產黨總書記德田球一曾要求蘇聯不要遣返他們。德田同志在國會上徹底粉碎了這一誣衊。菅季治在國會上作證說，德田同志拫本沒有提出過這樣的要求。為此，他受到美軍諜報部和警察的迫害，終於自殺。——譯者注）

　　四、昭和二十五年九月，原駐莫斯科陸軍武官佐佐木克己上校在自己的住宅內自縊身死事件。

　　五、昭和二十六年四月，外務省書記生弘島昌從東京代代木的本人住所莫名其妙地失蹤的事件。

　　六、昭和二十六年四月，原哈巴羅夫斯克《日本新聞》宣傳部工作人員難波明從家鄉秋田莫名其妙地失蹤的事件。

　　這還只是一些公開出來的著名事件，這類事件實際上說不定要比我們知道的多得多。死者都沒有留下明確的遺書。看來陷進美蘇關係的諜報深淵的人，都是沒有好下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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