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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〇

　　維亞切斯拉夫·葉戈羅維奇·索洛馬京貢獻出畢生精力，為自己的利傑爾服務，為這位具有忘我精神的忠誠的人服務。45歲以後，在他身上突然萌生出虛榮心。他痛苦地感到，利傑爾沒有看到他的功勞，因為那些不知羞恥和能說會道的人總比他爬得快。而他索洛馬京則始終認為，誠實地做好所領受的事情並且不到處吹噓自己的成績是自己的義務。他始終等待有朝一日，這天眼看著就會來臨，利傑爾注意到了他並說：「好樣的，索洛馬京，索洛馬京，我同你一起走過了整個人生的道路，我們肩並肩地前進，你始終是我可靠的支柱。如果沒有你的幫助，那我也許會一事無成。」不言而喻，說出這話的條件應當是，要使全國都能聽到這個話，而不是只說給維亞切斯拉夫·葉戈羅維奇一個人聽。能做到這一點，索洛馬京也就知足了，他不認為自己的日子白過了。但是不知何故，利傑爾就是沒有說這個話。

　　現在維亞切斯拉夫·葉戈羅維奇在總統辦公廳擔任一個不大的職務。他仍舊比世界上的任何人都更加期盼已當總統的利傑爾能夠發現他、重視他。由於經常搬家或者工作地點的不斷變動，他忍受了多大犧牲，捨棄了多少套條件優越的住房，又有多少起妻子的醜事令他傷心落淚，這些事誰人知曉？只有有朝一日他成了總統的心腹，成了全國聞名的人，他所做的一切才有意義，他的一切努力才沒有白費。

　　可是在總統的第一個任期內，索洛馬京沒有來得及親近利傑爾，但也只差一點點了。現在全部希望都寄託在總統換屆選舉上，為此應當加倍努力。維亞切斯拉夫·葉戈羅維奇畢生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自己，他並不指望其他人。後來，他真的成為利傑爾的忠實走卒，並準備為他獻出一切。

　　自從索洛馬京第一次以大學生的身份進入利傑爾的班子後，他幾乎總是負責與科學和教育有關的工作部門。這究竟是巧合還是受某人的意志支配，很難說得清楚。但是，無論索洛馬京追隨利傑爾到哪裡，他總是從事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方面的工作。在這些單位裡，他不是擔任幹部處處長或者專職黨組織書記，就是負責抓黨的機關系統的工作。因此，為了在競選中向總統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他針對車臣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而沒有把精力花在經濟問題上。在首都各科研機構裡，他同各方面保持著良好的關係並且交際甚廣，這也是他的一個有利條件。整個工作將由科研機構而並非總統下令成立的小組來完成，維亞切斯拉夫·葉戈羅維奇對此並不懷疑，研究車臣問題迄今為止還停留在前蘇聯停滯時期的水平上。

　　接著他必須在即將為總統委員會小組工作的研究所和那些為以總理為首的部長們出謀劃策的人之間作出選擇。總統委員會的成員，大多數人不是公務人員出身，而是學者、專家、鑒定家，還有院士、教授、民主主義者、自由主義者，以及人權戰士和法制國家的捍衛者。索洛馬京清楚地知道，他無法駕馭這些人。

　　而同部長們打交道就是另外一種情況了。維亞切斯拉夫·葉戈羅維奇許多年前曾在首都莫斯科市黨委會的機關工作過，他所在的這個處正好是領導科研工作的，這使他清楚地瞭解莫斯科市各科研機構的情況，他相當準確地知道，他感興趣的那些問題應由哪個部門進行研究。這些研究所大部分隸屬于強力部門的部長們。研究車臣問題，首先當然要由隸屬於國防部、內務部、聯邦安全局和緊急狀態部的各研究所負責，這是理所當然的。

　　在這些部門中，不論它們以前的名稱如何，黨的監督作用產生的影響始終是特別大的，在這裡找到一些熟人，對索洛馬京來說不會有任何困難。紹利亞克還沒有出獄，正在獄中度過出獄前的最後的日子，而此時索洛馬京已經瞭解到了有關情況。對實現他的目標來說，最有希望提供幫助的是兩個研究所，其中一個隸屬於內務部，另一個則隸屬於緊急狀態部。在這兩個研究所裡工作的有調解衝突的專家，而類似於車臣危機這種問題，是由政治理論家、社會學家、法律學家、軍事家、經濟學家以及心理學家和精神病學家集體進行研究和寫作的。總而言之，這兩個研究所對車臣問題進行了綜合、廣泛和認真的研究，更不用說那些由政府成員管轄的人才濟濟的科研機構了。

　　接下來就需要確定，這兩個研究所中的哪一個取得成功的把握性更大。維亞切斯拉夫·葉戈羅維奇知道，應當從哪些方面考察並根據什麼條件下結論。其中一個研究所的領導班子由老練的人員組成，也就是說這些人是在六七十年代成長起來的。那時占統治地位的原則是：第一個報告情況的人就是反應比較敏銳的人，而經常報喜的人就能成為紅人兒。除了上述兩條原則外還有第三條原則，一般說來這條原則實際上與第一條類同，這就是愛打小報告的人吃香。

　　另一個研究所的首長（他們就是首長，而不是所長，因為這兩個研究所都隸屬於軍事化的部門，並且它們的工作人員都佩戴肩章），是一個上了年紀的人，可是他的副手們卻是一些不超過四十二三歲的年輕人，這些人幹事情基本上不需要得到部長和政府的同意。他們有博士學位和教授職稱、二十年以上的軍齡，退休後可以領取養老金。

　　因此，維亞切斯拉夫·葉戈羅維奇就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領導成員平均年齡偏大的那個科研機構上。這位研究所的首長，在抓自己的博士學位的評定方面一點不鬆手，那時報告和論文的答辯做法已經開始推廣。也許他一生也寫不出一篇像樣的有分量的學位論文，這一點大家都知道，因此大家背地裡都在譏笑他。這位首長做過答辯之後，大約有一周時間就不停地活動，找熟人托門子，以便使自己混上某個科學院院士的學位，大家都覺得這真是可笑之極，並對他這種令人作嘔的行為嗤之以鼻。這是一個混亂的時期，五花八門的科學院大量湧現，這些科學院又把院士學位胡亂分配。這些學位沒有規定應承擔的義務，也不和增加工資掛鈞，更談不上這些學位對加強研究生的科學指導工作會發揮重要作用。但是也有這樣一些人，他們為能在文件或者其他信函落款上寫上「某某院士」幾個字而感到沾沾自喜。好啦，就祝他們身體健康，心想事成吧。這樣做沒有好處，但是害處，不會也沒有吧。

　　這位上了年紀的研究所院士所長有四位副手，而實際上還不止四位，但是從事科研工作的是四個副所長。然後他們每人主管自己的一個部門，這個部門又由處、科和實驗室組成，有自己的科研課題。索洛馬京也沒有算過主管幹部、後勤的副職以及其他副職有多少。到1996年2月前半月為止，形勢大致如下：

　　研究所的這位院士首長決定把自己去年剩下的很長一段假期用完，就去了濱海地區本部門的一所療養院。他從四名副職中指定一人代他履行職責。此人就是62歲的普裡貝洛夫副博士，群眾認為，他晉升博士的論文已經寫了二十年了。就在部裡下達命令，要求對擺脫車臣危機的各種方案儘快寫出分析材料時，代理研究所所長把領導權又交給了另一名副所長。這位副所長姓謝爾貢，稍年輕一些，只有57歲，也擁有副博士學位。一個研究車臣危機的理論家小組是由他領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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