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阿加莎·克里斯蒂　>　東方快車謀殺案　|　上頁　下頁
六二

　　接著，他又慢條斯理地說：

　　「在一個現象，始終引起我的注意，那就是我很難把整個謀殺歸罪於車上的某一個人，以用歸結於相當奇怪的巧合，即，那些在我印象中很難湊到一起的人，竟然互相作證，證明對方作案時不在現場。於是，麥克昆先生和阿巴思諾特上校互相提供了作案時對方不在場的證據──而這兩個人看起來，根本不象早就是互相認識的。同樣的情況，還有英國男傭人和意大利人；瑞典女人和英國姑娘。由此我對自己說：『這是異乎尋常的──他們不會都有嫌疑的！』」

　　「於是，先生們，我的心忽然亮堂了，他們都是有嫌疑的。因為，這麼多與阿姆斯特朗家有關係的人，同乘一趟車旅行，這種巧合非但不合乎情理，而且也是不可能的。這不是偶然的，而是精心策劃的。我記得阿巴思諾特上校說的，有關陪審團的一句話。一個陪審團由十二個人組成的──車上有十二位旅客──雷切特被戳了十二刀。於是，一直使我困惑的疑團──一夥不尋常的人，在一年中旅行的淡季，同乘伊斯坦布爾──加來車旅行──得到了解釋。」

　　「雷切特逃脫了美國的判決。毫無疑問，他是有罪的。我隱約看到了一個自己任命的十二人的陪審團，他們宣判了雷切特的死刑，然而，由於情況緊急，被迫擔任了行刑隊的角色。根據這一假想，整個案子就豁然明朗了。」

　　「我把它看作一個完美的拼花藝術，各人都扮演他[或她]所分配到的角色。一切都安排的十分巧妙。任何可能受到懷疑的人，都會有一個或幾個人站出來替他作證。並把事情攪亂。哈特曼的證詞，在懷疑兇手是外來人，而又證實不了作案時機時，是必要的。這樣，伊斯坦布爾──加來車廂的乘客就沒有危險了。所有證詞的每個細節都是事先設計好的。整個設計就象一個安排得非常巧妙的拼花玩具。每加一片新的，就對破案增添了一分困難。正如我朋友鮑克先生說那樣，這個案子就一支幻想曲一樣，簡直不可能！這正好是他們所指望的。」

　　「有人會問，這個結論可以解釋一切嗎？我說，可以。傷痕的性質──每一刀都是由不同的人戳的。偽造的恐嚇信──因為是假的，寫出來只是為了作個證據。[毫無疑問，一定有真的信，用來警告雷切特注意自己的命運，當然，已經被麥克昆燒毀了，並用其他的信調了包。]然後，是哈特曼說的，被雷切特叫去的故事，這當然是徹頭徹尾的謊言──以及對對那個神秘人物的描述：小個子，黑臉膛，說話象女人的男人。這樣描述很恰當，因為，它不會牽連到任何一個真正的列車員，而且，同樣可能是一個男人或是女人。」

　　「用刀刺，這個主意，最初看來是古怪的。然而，經過一番思考以後，就會感到一切都是十分符合實際情況的。匕首是每個人──無論強壯還是體弱的──都會使用的武器，而且不會弄出聲音。我猜想，儘管我可能是錯誤的，十二個人都輪流通過哈伯德太太的包房，走進熄燈的雷切特的包房──戳了他一刀！他們決不會知道，究竟哪一刀實際殺死了他。」

　　「那最後一封信，雷切特可能已在枕頭上發現的那封，現在已經被人小心地燒毀了。假如，有關阿姆斯特朗案件的線索一條也沒留下，那麼，就絕對沒有理由懷疑車上的任何一個旅客了。於是，就可認為是外來人幹的，接著，就產生了一個所謂的『小個子，黑臉膛，說話象女人的男人』，車上的一個或更多的旅客都出來證明看見過這個人，而且還看到他在布羅特下了車。」

　　「我不很確切地知道，當這些陰謀者發現這一部分計劃，由於列車事故而不可能實施時，他們打算怎麼辦。我想像，他們匆忙商量了一下，決定立即下手。這樣的話，一個或許所有的旅客必然會受到懷疑，但對這一可能性，他們早就預料到了，而且已經有所準備。唯一的補救方法是只需要把事情攪得更加亂七八糟。於是，在死者的房裡故意留下了兩條所謂的線索──這第一是阿巴思諾特上校受到牽連[證明他不在場的證據最足，而且他與阿姆斯特朗家的關係也最難證實]；第二，就是那塊手帕，使得德雷哥米洛夫公爵夫人有了嫌疑，而她的社會地位，她的孱弱的身體，以及她的女傭人和列車員的作證，就不致使她處於不利的地位。為了更進一步地把事情搞亂，他們又捏造了一個身穿鮮紅色睡衣的神秘女人，企圖轉移人們的視線，分散人們的注意力。我要再次為這個女人的存見作證。當時，有人在我房門上用力敲了一下，我從床上跳起來，朝門外望去──看到一個穿鮮紅色睡衣的人在遠處消失了。他們謹慎地選擇了列車員、德貝漢小姐和麥克昆三人為她作證。當我在餐車與人交談時，有個人，我想，一定是個富有幽默感的人，竟然關切地把那件鮮紅色的睡衣放在我的箱子的最上層。這件睡衣原先是從哪裡來的，我可不知道。我懷疑這是安德烈伯爵夫人的，因為，她的行李裡只有一件雪仿綢的長睡衣。這件衣服做得美觀精緻，不象睡衣，倒像是茶服。」

　　「麥克昆第一個獲悉，那封如此小心燒毀的信，竟然還有一點沒燒完，而且正好留有阿姆斯特朗這個字。他肯定馬上去和其他人取得聯繫。恰恰是這個時候，安德烈伯爵夫人的地位才變得危險起來。她的丈夫立即採取措施，塗改護照。這是他們的第二次不幸。」

　　「他們統一口徑，完全否定和阿姆斯特朗家有任何關係。他們知道，我不可能馬上獲得真情；他們相信，除非我懷疑到一個特殊人物，我是不可能找到案子的癥結的。」「現在，還有一點值得我們思考。假如我對末案的推論是正確的──我相信，一定是正確的──列車員顯然也參與了這一陰謀。但是，果真如此的話，兇手是十三個，而不是十二個。跟往常的慣例──『這麼多人中，有一個人是有罪的。』是不一樣的，我面臨的問題是，這十三個人中，只有一個是無罪的。這個人誰呢？」

　　「我得出一個非常奇怪的結論，即，沒有參與謀殺的人，一定是被認為最有可能去殺人的人。我指的是安德烈伯爵夫人。我對她丈夫的急切和心情印象很深，他以名譽擔保，莊嚴地向我發誓，那天晚上，他的妻子從來沒有離開過她的包房。我也就確定，安德烈伯爵代他的妻子，可以這麼說，戳了雷切特一刀。」

　　「假如是這樣的話，皮埃爾·米歇爾肯定是十二人中的一個。然而，怎麼解釋他們的同謀關係呢？他是一個正派人。多年以前，他就被公司雇用了──並不是那種接受賄賂，幫助謀殺的人。再者，皮埃爾·米歇爾必定和阿姆斯特朗案件有牽連。可這看起來，似乎是非常不可能的。於是，我記起來，那個死了的保姆是個法國姑娘。假如這位不幸的姑娘是皮埃爾·米歇爾的女兒。這樣，一切都可得到解釋了，這也可用來解釋，謀殺的地段是怎麼選擇的。還有誰，在這齣戲中所扮演的不是那麼清楚呢？我把阿巴思諾特上校當作阿姆斯特朗家的朋友。他們可能一起渡過整個戰時。女傭人，希爾德加德·施密特，我能推測出她在阿姆斯特朗家的地位，也許我過於性急，但我本能地覺得，她是個稱職的廚娘。我給她設了個圈套──她上當了。我說，我知道她是個好廚娘。她回答說：『是的。所有的女主人都這樣說。』然而，假如你被雇用作女傭人，你的主人將很少有機會知道，你是否是個稱職的廚娘。」

　　「下面，再來談談哈特曼，他看起來，似乎肯定不是阿姆斯特朗家裡的人。我只能知道，他曾經和法國姑娘戀愛過。我說到外國女人的媚人之處。他的眼淚忽然奪眶而出，他卻假裝被白雪弄得眼睛發花了。」

　　「最後，剩下哈伯德太太。哈伯德太太，情允許我說，在這齣戲中，扮演了一個最重要的角色。由於住在雷切特的隔壁，她的嫌疑是最大的。理所當然，她不可能求助於任何作案時不在場的藉口。若要扮演她所飾的角色──一個完全逼真的，略微可笑的美國慈母──非要一個藝術家不行。然而，確有一個藝術家與阿姆斯特朗家有關係──阿姆斯特朗的太太的母親──琳達·阿登，一個女演員……」

　　他停住了。

　　於是，哈伯德太太開了口，她的聲音柔和，深沉，完全不象她在旅行中的聲音。

　　「我總是設想，我扮演的是喜劇角色。」

　　她繼續往下說，還是那麼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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