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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跡(6)

　　「其它也沒有什麼事可說的了。他走進那個門洞，轉過身來向我敬了一個軍禮。你能想像嗎？一位將軍向一名上尉敬禮。我沒戴軍帽，所以我沒法回敬。然後他就走了。我再也沒有見過他。六個月後他死於一次空襲轟炸。我就孤身留在這裡，與一百五十名傷員相伴，如果救援不能很快到來，他們中的大多數是註定要死去的。太陽下山了，黑夜降臨了，我的幾盞燈已經耗盡了油。但月亮升起來了。我開始去分發一杯又一杯水。我轉過身來，她又回來了。」

　　現在，來自卡姆波廣場的聲音是連繼不斷的叫喊。十名騎師，全是長得矮小精幹的職業高手，已經跨上了馬背。他們都被配發了一條短柄皮鞭，這條皮鞭不但用於抽打自己的坐騎，還用於抽打靠得太近的其它馬匹和騎師。破壞是這種賽馬會的一個部分，這不是一項適合膽小者的活動。賭注是無所謂的，勝利才是最富刺激的，而一旦進入了跑道，則什麼都被拋到了九霄雲外。

　　為排列在用作起跑線的那條粗繩後面的十匹馬的位置進行了抽籤。每一位騎師都身穿代表著自己同業公會的色彩鮮豔的盛裝，頭頂帽盔，手握馬鞭，韁繩勒得緊緊的。駿馬在人們的期望中進入了它們在繩索後面各自的位置。當最後一匹馬就位後，裁判員抬頭去看他的地方行政長官，等待著他的點頭以便放下繩子。來自人群的吼聲如同非洲草原上的雄獅一般響亮。

　　「她回來了？第三個晚上？」

　　「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晚上。我們幹起活來配合默契，如同一個兩人小組。有時候我說話，當然是用德語，但她顯然沒有聽懂。她微笑著，但一句話也沒說，甚至沒用意大利語說過。我們從來沒有發生身體觸碰。她照料著傷員們。我取來了更多的水，還換了幾次藥。少將軍醫已經給我留下了新的藥品和敷料。到黎明時，這些供應品全都用完了。

　　「在第三個晚上我注意到了以前所沒有注意到的情況。她是一位漂亮的姑娘，但在月光下我看見她的雙手手背上都有一塊很大的黑斑，約有一美元的硬幣那麼大。我沒去想過這事，直至多年以後。黎明之前，我轉過身來，她已經走了。」

　　「你再也沒有見過她嗎？」

　　「沒有，再也沒有。太陽剛升起來，我看見那邊的所有高窗上開始飄出了旗幟，不是第三帝國的鷹旗，再也沒有了。錫耶納人縫製了盟軍的國旗，尤其是法國的三色旗。它們在城內到處飄揚著。大概七點鐘時，我聽見巷子裡響起了一陣腳步聲。我害怕了。希特勒的宣傳告訴我們，他們全都是殺人犯。

　　「幾分鐘之後，五名戰士出現在拱門裡。他們皮膚黝黑，軍裝上沾滿了塵士和汗水，我很難判定他們是來自哪一支部隊。然後我看見了洛林十字。這是法國的。只不過他們是阿爾及利亞人。

　　「他們對我喊了幾個單詞，但我聽不懂。法語和阿拉伯語都不懂。我微笑著聳聳肩。我在我的德國陸軍襯衫和長褲外面套著一件沾有血跡的罩衣，但他們一定是看到了我的罩衣下面的皮靴。這是非常顯眼的德國陸軍軍靴。他們已經在錫耶納南方遭受了重大的傷亡，而在這裡的我，是他們的敵人。他們走進了院子，大聲喊著，並在我的鼻子底下晃著他們的步槍。我以為他們要向我開槍了。然後其中一名阿爾及利亞傷員從那個角落裡輕輕叫喚著。戰士們走過去聽他講了一番話。當他們回來時，他們的語氣改變了。他們取出一支味道很難聞的香煙，逼著我點上火作為友誼的一種象徵。

　　「九點鐘時，城裡到處擁動著法國人，受到了狂熱的意大利人的熱烈歡迎，姑娘們也向他們送上了熱吻，而我則留在這裡，與我的友善的捕獲者在一起。

　　「然後一名法軍少校出現了。他會說一點英語，我也同樣。我解釋說我是德國的一名外科醫生，留下來照顧傷員們，有些是法國人，大多數是盟軍的。他詢問躺在地上的戰士們，明白有他的二十名法國同胞，除了英國人和美國人，於是跑出去到巷子裡大聲疾呼要求支持。一個小時之內，所有傷員全被轉移到了現在幾乎是空蕩蕩的總醫院裡。我與他們一起過去了。

　　「我被羈留在護士長的辦公室裡，由一名持槍士兵看守著。同時，一名法國上校軍醫對全體傷員作了檢查，一個接一個地。這一次，他們全都被安排躺在了鋪有乾淨的白床單的病床上，由意大利護士輪班照料著，幫他們擦洗身體並餵食他們能夠吃下的任何營養品。

　　「下午，那位上校軍醫來到了護士長辦公室。陪同一起來的是一位法國將軍，名叫迪蒙薩伯特，會說英語。『我的同事們告訴我，這些人的一半原來是會死去的，』他說，『你是怎樣醫治他們的？』我解釋說，我只是用我能夠得到的設備和藥品對他們盡了最大的努力。

　　「他們用法語交談著。然後將軍說：『我們必須為親屬們保留記錄。那些死者，不管國籍，他們的身分識別牌在哪裡？』我解釋說沒有身分識別牌。送進那座院子的傷員沒有一個人死去。

　　「他們又交談了一番，那位軍醫不時地聳聳肩。然後那位將軍說：『請你向我宣誓絕不逃脫，並留在這裡協助我的同事們工作好嗎？有許多工作要做呢。』我當然服從了。我能逃到哪裡去呢？我行走的速度沒有我們德軍的撤退快。如果我跑到鄉間，遊擊隊是會殺死我的。然後，由於缺乏進食和睡眠，我極度虛弱，就在地上躺倒睡著了。

　　「經過二十四小時的睡覺、洗澡和吃了飯以後，我又有足夠的精力可以工作了。在過去的十天裡，由法國人治癒的所有法國傷員都已被轉移去了南方的佩魯賈、阿西西，甚至羅馬。那些在錫耶納這家醫院裡的傷兵，幾乎全是從這座院子裡轉移過去的。

　　「傷員們的斷骨要接好複位，並敷上石膏；傷口的縫線需拆開來，裡面的損傷需適當地修補。然而，原先應該會發炎並由此引起致命的傷口卻出奇地乾淨。被撕裂的動脈似乎已經自己癒合了；出血也已經止住了。那上校是來自裡昂的一位名醫；由他主刀動手術，我做他的助手。我們一刻不停地動了一天一夜的手術，結果沒人死去。

　　「戰爭的潮水卷向了北方。我被允許與那位上校軍醫住在一起。尚榮將軍來醫院視察，並為我對法國傷兵所做的一切而向我表示了感謝。此後，我被指定專門照料那五十名德國傷員。一個月後，我們都被疏散到了羅馬。沒有一個德國兵再想打仗了，所以通過紅十字會安排了遣返。」

　　「他們回家了嗎？」美國人問。

　　「他們全都回家了，」外科醫生說，「美國陸軍醫療部隊把他們的小夥子們從奧斯蒂亞用船舶運回美國去了。維吉尼吉人回到了謝南多亞。得克薩斯人回到了孤星州。那個哭著叫母親的奧斯汀小夥子回到了得克薩斯，他的內臟仍在他的體內，他的腹壁已經癒合了。

　　「在法國解放後，法國人也把他們自己的傷員帶回了家。英國人帶走了自己人，並帶走了我。英軍上將亞歷山大曾在羅馬的那家醫院巡視，聽說了在錫耶納這個院子的事情。他說如果我再次發誓不逃走，我可在一家英國的醫院裡工作，繼續照顧這些德國傷員，直至戰爭結束，所以我做出了保證。德國畢竟已經戰敗了。和平隨著一九四五年的最後投降來臨了，我被准許回到已被炸得千瘡百孔的故鄉——漢堡。」

　　「那麼以後的三十一年時間裡你一直在這裡幹什麼？」美國遊客問道。

　　來自卡姆波廣場的尖叫聲清楚地傳了過來。一匹馬倒下了，斷了一條腿，騎師倒在地上已經失去了知覺，餘下的九匹馬在繼續競賽。儘管鋪上了沙子，但下面的卵石把骨頭震得生疼，賽馬的步伐是狂亂的，人仰馬翻是經常發生的。

　　那人慢慢地聳了一下肩膀。他朝四周打量了一遍。

　　「在那三天中這座院子裡所發生的，我相信，是一次奇跡。但這與我無關。我是一個年輕而熱切的外科醫生，但沒那麼好。這與那位姑娘有關。」

　　「以後還會有賽馬會的，」遊客說，「給我說說那位姑娘。」

　　「好的。我在一九四五年秋天被送回了德國。漢堡處在英占區。開始時，我在他們的一家大醫院裡工作，後來轉到了漢堡總醫院。一九四九年我們又建立了我們自己的非納粹共和國，我也轉到了一家私人診所。診所發展壯大了，我成了一名合夥人。我娶了一名當地姑娘，我們生養了兩個孩子。生活好起來了，德國繁榮富強起來了，我轉而自己開了一家診所。我用財富去創造新的財富，並由此成了富人。但我永遠忘不了這座院子，也永遠忘不了穿著修女衣袍的那位姑娘。

　　「一九六五年，結婚十五年後我的婚姻結束了。孩子們已經十幾歲了；他們當然是痛苦的，但他們也理解了。我有了自己的錢，我也有了自己的自由。一九六八年，我決定回到這裡找到她。只是為了說一聲謝謝你。」

　　「那麼你又找到她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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