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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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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反情報工作人員必須確保自己一方沒有被敵人滲透，在自己的心臟裡沒有隱藏著的叛徒。 要完成這些任務，反情報工作人員必須掌握整個過程。反情報工作組有權提取所有被策反人員的歷史檔案以及有關他們的彙報資料。他們可以深入敵國；檢查所有被策反人員的工作及聘用情況，實地考察有無任何背叛的危險。他們有權以檢查可靠性和真實性的名義，查閱自己一方每個辦公室裡所有人的檔案。 正是由於這種嚴格的職能劃分和「需要知道」的原則，掌握了一個軍事行動的情報軍官可以向他們的同事洩露自己掌握的軍事計劃，但是他們通常並不知道他們的同事正在做什麼工作。只有反情報人員有權瞭解內幕。這就是為什麼——當那個天使長官要安德羅索夫上校作出選擇時，他願意選擇蘇聯分部反情報小組負責人的原因。反情報小組的人員必須是在最可靠的人當中挑選。 ＊＊＊ 一九八三年七月，奧爾德裡奇·黑曾·埃姆斯被任命為蘇聯東歐分部蘇聯反情報小組的負責人。這樣一來他完全掌握了他的兩個下屬機構：其一是負責所有在蘇聯國境內工作的、但已經被美國招募的蘇聯被策反人員事務的蘇聯司，第二是負責在蘇聯境外工作的、所有被策反人員事務的外部作戰司。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六日，因缺錢花，埃姆斯走進了位於華盛頓第十六街的蘇聯駐美國大使館，請求面見安德羅索夫上校，主動提出為蘇聯人當間諜。條件是五萬美元。 他還帶去了一些表示真誠的小禮物。他洩露了三名已與CIA取得連系並主動為它工作的俄國人名單。以後他可以將他們解釋為雙重間諜，也就是說不是真正的被策反人員。不管怎樣，這三位先生從此消失了。他還拿去了一份CIA內部人員名單，其中他的名字位於顯要位置，以證明他就是他自己所說的那個職位上的人物。然後他離開了，當他第二次經過蘇聯大使館的院前時正好被美國聯邦調查局的攝影機拍上了鏡頭。但是那些錄像帶也從來沒有重放過。 兩天之後，他得到了五萬美元。那僅僅是個開始，給美國歷史上帶來最嚴重後果的叛徒，也許包括貝尼迪克特·阿諾德在內，從此開始工作了。 後來的分析家們有兩個解不開的迷。其一是，這樣一個非常欠缺修養、行為不端、酗酒肇事、毫無希望的人是如何能夠得到連續提拔直至升到那個對可靠性要求極高的位置上的。第二個是，到了那年的十二月份，高級領導者已經知道在他們的秘密中心隱藏著一個叛徒，那麼他又是如何繼續隱藏了八年，以至於給CIA帶來了八年的災難。 第二個問題的答案來自多個方面。CIA內部的無能、缺乏生氣以及沾沾自喜的狀態都使叛徒有機可乘，此外KGB還精心散佈了假情報來保護他們的雙重間諜；蘭利的狀況更糟、更懶散、神經質、好逸惡勞，這些都為叛徒提供了更多的機會，最終使人們想起了詹姆斯·安格爾頓。 ＊＊＊ 安格爾頓曾經是局裡反情報小組的負責人，地位的提升使他成為傳奇人物，因患多疑症神經錯亂而下臺。這個怪人毫無私生活或幽默感，他堅信在蘭利內部有個化名為薩莎的KGB的雙重間諜。在這一場對根本不存在的叛徒的瘋狂搜捕過程中，他迫害了一個又一個忠誠的軍官，直至迫使整個作戰局屈服在他的腳下。到一九八五年，那些升到高級職務的倖存者回想起那段奮力搜捕雙重間諜的往事就感到痛心。 ＊＊＊ 至於第一個問題的答案，可以歸罪到肯·馬格盧的頭上。 埃姆斯叛變之前已經在局裡工作了二十年，在蘭利以外的其它地方，他一共有過三次任職經歷。在土耳其時，他的站長就認為他的存在實在是浪費空間；經驗豐富的杜威·克拉裡奇從開始時就憎恨他，並討厭他。 在紐約工作時，他有幸獲得了一些讚揚。事實上在埃姆斯在此任職之前，聯合國副秘書長阿爾卡季·舍甫琴柯就已經為CIA工作了，他在一九七八年四月投靠美國的行動是另外一名軍官策劃的，埃姆斯只是在中間接手了這名烏克蘭人。那時，他已經酗酒很嚴重了。 他的第三個任職是在墨西哥，這次慘遭失敗。他經常喝酒，喝得爛醉如泥，然後發酒瘋侮辱同事和外國人，他曾經醉倒在街上，後來被墨西哥警察送回家。他違反了所有現行的作戰規定，而且一個人也沒招募過來。他連續數天花大量的時間，與一名叫伊戈爾·舒雷金的俄國人一起喝酒，那個人是俄羅斯大使館KGB反情報機構的頭目。也許舒雷金是第一個預見這個滿身惡習的美國人「有可能」成為他們的發展對象的人。 埃姆斯在這兩次海外任職的業績報告均駭人聽聞。在一次業績大普查中，一共測評了二百名軍官，他名列第一百九十八名。 一般情況下，這種人根本無法被提升到如此重要的高級職位。直到八〇年代早期，所有的高級掌權者——凱裡·喬丹、杜威·克拉裡奇、米爾頓·比爾登、格斯·哈撒韋、保羅·雷德蒙等都認為他是一個廢物。但是肯·馬格盧卻不這樣認為，他成了他的朋友和保護神。 是他將業績測評報告進行了處理，為他清除了前進路上的障礙，從而使他得到提拔。作為埃姆斯的上司，他不顧其它人的反對，親自安排了人選，將埃姆斯塞進了反間諜小組。 他們二人基本上算是酒肉朋友，以酒鬼的情感自我憐憫或相互安慰，他倆都認為局裡對他們二人非常不公平。由於這一個判斷失誤而導致許多人喪失了生命。 ＊＊＊ 裡昂納德·蔡塞夫，「兔子」正處於死亡的邊緣，但是他自己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他只知道他正忍受著極度的痛苦。 格裡申上校堅信痛苦的效用。他相信痛苦對於目擊者具有說服力，痛苦是一種懲罰。蔡塞夫是罪犯，上校命令他深刻領會死前痛苦的含義。 審訊持續了一整天，沒有對他用刑，因為他把一切都交代清楚了。大部分時間裡是上校獨自一人審訊他，因為上校不願讓衛兵聽見有什麼東西被盜竊了。 上校非常溫和地請他從頭說起，他照辦了。上校要求他一遍又一遍地複述原委，直到他認為確實沒有遺漏什麼細節為止。實際上沒有那麼多要說的細節。 當他解釋到那樣做的原因時，上校的臉上顯露出了懷疑的態度。 「一瓶啤酒？英國人給了你一瓶啤酒？」 到中午時，上校確信他已經掌握了全部情況。他估計那個年輕的英國女人遇到這樣一個衣衫襤褸的人，會把他的文件扔掉，但是他不敢完全肯定。他派了四名可靠的人守候在大使館門前，等待著那輛紅色小越野車的出現，然後再跟蹤到她的住所。並把有關的消息及時向他彙報。 三點剛過，他對衛兵下了最後的命令，然後離開了。當他的車離開大院時，一架英國航空公司的A-三〇〇型空中客車正出現在莫斯科北部的上空，向西飛走了。他卻沒有注意到它。他命令司機把他送回到了基賽爾尼大街的住所。 他們有四個人。他們知道「兔子」的腿站不起來，因此其中兩個人用手使勁支撐在他的胳肢窩裡，用胳膊把他架起來。另外兩個人，分別一前一後地站著。他們正對他拳打腳踢，慢慢地折磨著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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