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弗·福塞斯　>　第四秘密議定書　|　上頁　下頁
七一

　　使他驚奇的是，莫爾德爾斯拿出一串真的鑽石項鍊來。

　　莫爾德爾斯解釋說，他在一個集中營裡幹過，有個猶太犯人想用家藏珍寶買通逃跑。莫爾德爾斯接下了珍寶，然後把那個猶太人放在第一批裡送進了煤氣室。他違反命令，藏起了這件贓物。

　　一個星期以後，文策爾就憑莫爾德爾斯的一張照片，準備好了護照。他並沒偽造。他用不著偽造。

　　護照管理處的手續是簡單的。申請人來到第一科，交出所有證明身分的證件，填好表格。申請人留下證件備查，就走了。第二科審查出生證明、身分證，駕駛執照等等，看有無偽造，並查對戰爭罪犯通緝名單。如申請得到許可，就把一切證件隨同該部門主管人簽署的認可單轉到第三科。第三科收到第二科認可的通知後，從存放空白護照的保險櫃中取出護照，如式填寫，貼上申請人的照片，等一星期後申請人親來領取護照時發給他就完事了。

　　文策爾設法讓自己調到了第三科。很簡單，他先用假名給莫爾德爾斯填了份申請表，填寫了一張應由第二科主管人簽發的有「申請已獲許可」字樣的單子，然後偽造了那位英國官員的簽字。

　　他來到第二科，拿起等待轉送的十九份申請表和許可通知單，把莫爾德爾斯的申請表和許可通知單偷偷塞進去，然後把這一迭文件送給約翰斯頓少校，約翰斯頓核對一遍，見有二十份許可通知單，便走到保險櫃前，取出二十份空白護照，遞給文策爾。文策爾及時填好護照，蓋上官印，然後把那十九份發給等著領護照的十九個歡歡喜喜的申請人，第二十份則落到他自己的口袋裡。送進檔案櫃的是二十份申請表，和發出去的二十份護照正好對口。

　　那天晚上他把那份新護照交給莫爾德爾斯，收下鑽石項鍊。他找到了他的新買賣。

　　一九四九年五月西德建立了，護照管理處移交給漢諾威州首府的下薩克森州政府。文策爾還留在那裡，他不再有主顧上門了，他也不需要什麼主顧。每個星期，文策爾帶著從一家照相館的照相師那裡買來的一張隨便什麼人的正面照片，仔細地填好一份申請表，貼上照片，偽造了一張有第二科負責人（現在是一個德國人）簽名的許可通知單，然後捧著一大迭申請表和許可通知單去找第三科負責人。只要數目相符，他就替換到手一迭空白護照。除一份以外的全部護照都送到了申請人手裡，最後一份空白護照卻落進了他的腰包。除此以外，他需要的就是官印了。如果去偷那會引起懷疑。他把官印拿回來一個晚上，第二天早上，他就有了下薩克森州政府護照管理處官印的模子了。

　　六十個星期內他弄到手六十張空白護照。他辭職不幹了，羞人答答地接受了上司對這名雇員仔細謹慎的工作提出的表揚，離開了漢諾威，在安迪衛普賣掉了鑽石項鍊。在當時只要有金子和美元就能以大大低於市價的價錢買到一切東西的日子裡，他到奧斯納布呂克開了一家很不錯的小小的印刷廠。

　　如果莫爾德爾斯嘴巴嚴密，文策爾絕不至於捲進敖德薩去的。但莫爾德爾斯一到馬德裡，就同朋友們大吹特吹，說他有個門路，可以用假名弄到真的西德護照，而且有求必應。

　　一九五〇年將近年底時，有個「朋友」跑來找文策爾，這人在奧斯納布呂克剛幹上印刷商這一行。文策爾除了同意之外別無他法。從此以後，無論什麼時候，敖德薩的人碰上麻煩，文策爾就給他弄份新護照。

　　手續是十分安全的，文策爾需要的全部東西不過是此人的一張照片和他的年齡。他保存了一份當年就已在漢諾威歸了檔的那些填寫齊全的申請表的副本。他取出一份空白護照，從一九四九年以來就填好的那些申請表裡挑上一份，把有關個人細目照填在護照上。姓名通常是很普通的，出生地點通常是在當時鐵幕後面很遠的地方，那地方沒人會去查對，出生年月同黨衛軍申請人的真實年齡大致相當，然後他在護照上蓋上下薩克森的官印。領護照的人在領受的時候要在新護照上親筆簽下他的新姓名。

　　更換護照也容易。五年之後，在逃的党衛軍成員只要到除下薩克森以外的任何州首府去申請更換，舉例說，巴伐利亞的職員就會向漢諾威查對：「一九五〇年你們發過一份某某號碼的護照給一個名叫瓦爾特·舒曼的人，出生地點如此如此，出生年月這般這般嗎？」漢諾威的另一個職員會查對案卷中的記載，答道：「是啊。」既然他的漢諾威同事保證原護照是真的，巴伐利亞的職員便換發了一份蓋上巴伐利亞官印的新護照。

　　只要漢諾威申請表上的面孔不同慕尼黑交驗的護照上的面孔對照，那就出不了問題，而對照面孔的事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職員們憑的是表格填得對不對，許可通知單對不對，護照號碼對不對，而不是面孔。

　　只有在一九五五年以後，漢諾威原先簽發護照的時間已超過了五年以上，持有文策爾護照的人才有必要實時申請更換。一旦護照到手，被通緝的党衛軍成員便能獲得新的駕駛執照、社會保險卡、銀行戶頭、信貸卡，一句話，就是獲得了一個全新的身分。

　　到一九六四年春天，文策爾已經從他儲藏的六十份原件中供應了別人四十二份護照。

　　然而這個狡猾的矮個子採取了預防措施。他想到敖德薩的人有朝一日或許會要殺人滅口，所以他保留了一份記錄。

　　他從不知道他的主顧的真名實姓，用新的姓名搞假護照，用不著知道這個，主要是不留痕跡。於是他把送來的每張照片都翻印了一張，把原件貼在送回去的護照上，手裡留下拷貝。他把每個照片拷貝粘在一張圖畫紙上，旁邊用打字機打上新的姓名、住址（德國人的護照上必須寫明住址）和新護照的號碼。

　　這些圖畫紙保存在一個卷夾裡，這宗檔案是他的人壽保險。他家裡存一份，還有一份副本放在蘇黎世一個律師那裡。

　　倘若他的生命受到敖德薩的威脅，他就會告訴他們檔案的事，並且警告他們，如果他這裡發生了什麼事，蘇黎世的律師就會把副本送給德國當局。

　　西德人有了照片，很快就會拿它同在逃納粹分子照片陳列室裡的照片相對照。而光憑護照號碼，與十六個州首府迅速查對，就能查出持有護照的人的住址，不用一個星期就查清了。這個計謀既簡單又安全，足以保證克勞斯·文策爾的生命和健康。

　　就是這個人，星期五那天早晨八點半鐘，正靜靜地坐在早餐桌旁大嚼其烤麵包和果醬，呷著咖啡，一面隨便瞄著《奧斯納布呂克報》的第一版。這時電話鈴響了。電話線那一頭的聲音先是專橫的，然後是撫慰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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