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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四


  「卡紮菲倖存下來了,但他的精神受到了刺激。當他恢復之後,他發誓要報仇,要像報復美國那樣報復英國,因為我們允許美軍F-111戰鬥轟炸機從我們的上黑福德和拉肯希思基地起飛。

  「一九八七年初春,我們獲悉卡紮菲打算如何對英國實施報復,這個案子交給了山姆·麥克裡迪……」

  §第三部 戰爭的創傷

  第一章

  德莫特·奧布賴恩神父通過傳統的郵政渠道收到了來自於利比亞的那份信息。

  這完全是一封普通的信件,假如任何人把它拆開——人們不會這麼做,因為愛爾蘭共和國不准私拆郵件——那麼他們不會發現任何能引起他們興趣的內容。免費郵寄戳表明該信件來自於日內瓦,事實正是這樣,而郵票旁的標誌說明寫信人在世界宗教委員會工作,其實不是。奧布賴恩神父在大廳內餐廳旁他的郵件孔裡發現了這封信。這是一九八七年初春的一個早晨,他剛剛吃完早飯。他看了一下寫給他的另四封信,但他的目光回到了來自日內瓦的那封信上。

  信封的背面有一處淡淡的鉛筆記號,這告訴他不能在公眾場合拆開或放任不管。

  這位教士朝走向餐廳的兩位同事友好地點點頭,回到一樓他自己臥室去了。

  這封信打印在通常的信紙上。信件的內容友好而熱情,抬頭寫著,「我親愛的德莫特……」是一位從事神職工作的老朋友與另一位神職人員的說話口氣。即使世界宗教委員會是一個基督教組織,但一位隨隨便便的觀察者絕不會認為路德教的一位牧師寫信給碰巧是天主教神父的朋友有任何奇怪的地方。

  日內瓦的那位朋友向他問好,祝他身體健康,閒談了一些關於世界宗教委員會在發展中國家裡的工作。實質內容在信中的第三段。寫信人說他的主教回想起上次與奧布賴恩神父的愉快的會面,並很樂意再次與他見面。信末署名很簡單,只是「你的好朋友哈裡」。

  奧布賴恩神父若有所思地放下信件,通過窗戶去眺望威克洛郡至佈雷之間的綠色的田野,以及再遠處的灰色的愛爾蘭海的水域。海洋被綿延起伏的山丘所隱藏,從桑迪蒙的這座古老的莊園房子看過去,即使佈雷的塔尖也顯得暗淡和遙遠。但陽光明亮地照耀在他所喜愛的綠色的草地上。他對綠草地的喜愛如同他對海峽對面的仇敵的痛恨一樣深切。

  這封信引起了他的興致。自從他訪問的黎波裡,去拜見利比亞的偉大領袖穆阿馬爾·卡紮菲上校——即信中被稱為「主教」的那個人之後,已經好長時間了,差不多兩年了。

  那是一個非常難得的珍貴的機會,但除了花言巧語、話聲柔軟和慷慨承諾之外,後來一件事情也沒兌現。沒有為愛爾蘭事業提供一分資金或一件武器。最後,事情變得令人失望,當時負責安排會見的那個人,即現在簽名為「哈裡」的人,是利比亞國家安全局國外情報處處長,名叫哈基姆·曼蘇爾,他對此事表示了抱歉。

  現在又是這封信,一次召喚。雖然沒有說明會見主教的具體時間,但奧布賴恩神父知道沒有必要說。哈裡的意思是「不得耽擱」。儘管阿拉伯人辦事拖拖拉拉,但卡紮菲以這種方式發出召喚時,被召喚人就得去,如果他想得到賞賜的話。

  奧布賴恩神父知道,他那些在愛爾蘭事業中的可信賴的朋友確實需要那種賞賜。來自美國的資金已經減少了;愛爾蘭政府,即被奧布賴思神父稱為叛徒的那些人,經常性地呼籲不要給愛爾蘭共和軍資金和武器的援助,已經起到了作用。對來自於的黎波裡的召喚不加理睬是不明智的。問題在於要找一個較好的藉口,以便再次快速出行。

  最理想的是,奧布賴恩神父能獲得幾個星期的休息。但他三天前剛從阿姆斯特丹返回,顯然是去參加了那次「需要的戰爭」研討會。

  當他在歐洲大陸期間,他曾溜出阿姆斯特丹,使用他早先存放在烏得勒支的資金用假名長期租賃了兩套公寓,一套在荷蘭羅爾蒙德,另一套在西德明斯特。這些公寓以後將成為那些年輕的勇士們的安全房,他們要到那裡去執行打擊敵人的行動。

  旅行,對奧布賴恩神父來說,是他的生活中的一個經常性的部分。他的教會從事傳教及促進耶穌教廣泛聯合的工作,而他是該教會組織的國際秘書。這是進行那種戰爭的最佳身分掩護。不是「需要的戰爭」,而是反擊英國人的戰爭。自從多年前他在倫敦德裡捧住那個臨死的年輕人的破裂的頭顱,看見英國傘兵跑向街頭、做了祈禱,並立下了他的教會和主教所不知曉的他自己的另一個誓言之後,反抗英國人已經成了他的職業和生活。

  從此以後,他已經積聚起對海峽對面那些人的深仇大恨,並把自己的工作貢獻給了愛爾蘭事業。十年來他一直是當地愛爾蘭共和軍的主力國際「協調人」。他已經籌集了資金,把經費從一個隱蔽的銀行賬戶轉移到另一個,製作了假護照,安排了安全接取和儲存塑料炸藥和跳動開關。

  在他的幫助下,在倫敦攝政王公園和海德公園的那些炸彈把那些年輕的管樂隊隊員們炸得四分五裂;在他的協助下那輛裝有尖刀的馬車在倫敦哈羅茲旁邊的街道上橫衝直撞,刺破了行人的肚子,割斷了他們的肢體。他對於必須這麼做而感到遺憾,但又認為這是正義的。他將在報刊上看到這些事件的報導,並在莊園的電視室裡與他那些嚇得心驚肉跳的同事們一起觀看電視新聞播放;而且當教區裡的同事相邀時,他照樣能以平靜的心靈去主持彌散儀式。

  在那個春天的上午,他的問題已被《都柏林報》上的一份小小的聲明所解決。這份聲明他在喝早茶時已經讀過了,現在仍放在他的床上。

  他的房間同時也是他的辦公室,而且他還有自己的電話。他打了兩個電話。在打第二個電話時,他得到了熱情的答覆並被邀請參加已在報紙上宣佈過的那個朝覲團活動。然後他去見他的上司。

  「我需要那種經歷,法蘭克,」他說,「如果我留在辦公室裡,電話老是響個不停。我需要安靜和時間去祈禱。如果你能同意,我倒是願意去的。」

  上司看看那份日程並點了點頭。

  「帶上我的祝福,德莫特。你在那裡要為我們大家祈禱。」

  朝覲是一個星期以後的事情。奧布賴恩神父知道他不需要報告軍事委員會請求他們的同意。當他回來時能帶來消息,那樣會更好。如果沒有消息,那也沒有必要去麻煩軍事委員會。他發了一封信給倫敦,付了額外的限時費以確保能二十四小時隨時投遞。他知道該信件能在三天內抵達利比亞人民辦事處——利比亞政府對其大使館的稱呼。那樣能使的黎波裡有足夠的時間作出他們的安排。

  朝覲以在諾克的那個愛爾蘭聖殿裡的彌散和祈禱開始,然後移到香農機場並租了一架噴射飛機飛到了法國庇裡牛斯山山腳旁的盧爾德。在那裡,奧布賴恩神父偷偷地離開由俗人、修女和牧師組成的朝覲團,在盧爾德機場登上了一架等待著他的小型包機。四個小時以後,飛機把他扔在了馬耳他瓦萊塔,在那裡他將由利比亞人接管。他們那架沒有標誌的公務噴射機降落在錫爾特外面的一個小型軍事基地裡,距這位愛爾蘭教士離開香農機場正好十一個小時。溫文爾雅的哈基姆·曼蘇爾在那裡迎接他。

  因為要急於返回盧爾德並重新加入朝覲團,所以沒有時間安排他與卡紮菲上校的會見。實際上也根本沒有這種打算。這是一項一直由曼蘇爾獨自負責處理的行動。這兩個人在基地騰出來的一個房間裡會談了,外面圍著曼蘇爾的私人保鏢。會談結束時,愛爾蘭人抓緊時間睡了幾個小時,然後他經過馬耳他回盧爾德去了。他很激動,他所獲得的消息,如果能實現,將使他的事業獲得一次巨大的突破。

  ***

  哈基姆·曼蘇爾確認了三天以後與偉大的領袖的會見。與往常一樣,他是在最後的時刻接到了召喚的通知,讓他去卡紮菲當天所在的地方。自從上一年遭到轟炸後,利比亞的領導人比過去更頻繁地變換住所,越來越多地在離的黎波裡一小時車程的沙漠裡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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