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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

放下去是很容易的，因為屍體的四肢是軟綿綿的，彎曲過來，可以很方便地放到箱子裡。再等幾個小時屍體僵硬以後，就會和裝進去時的姿勢一樣，躺在箱子的底部。 　　豺狼接著開始把拿出來的東西再放進箱子裡去，有假髮，有女人穿的內衣等等，任何比較小而軟的東西都塞在屍體四肢的空隙間。上面再放些化妝用的刷子以及各種油彩，最後裝進去的是一堆剩下的化裝膏罐子、兩件女睡衣、各色毛衣和勞動布褲子、一件晨衣和幾雙黑色的網狀絲襪子。這些東西把屍體蓋嚴了，把箱子裝得滿滿的。豺狼使了點勁才把箱子蓋蓋緊，扣好了搭扣，上了鎖。 　　在全部過程中，豺狼拿瓶子和罐子時，他的手都是用一塊布包起來工作的，而這塊布則是從他自己的提包裡拿出來的。他現在又用自己的手帕把箱鎖及所有箱子的外表都擦拭一遍，再把原來放在桌上的一迭五英鎊鈔票放進衣袋裡，擦了擦桌面，並且把它放回到他剛來時見到的靠牆的位置上。最後，他關了燈，在靠牆的一把椅子上坐下來，等待著夜幕的降臨。幾分鐘以後，他拿出煙盒來，把剩下的十支倒了出來，放進他的上衣旁邊的一隻衣袋裡，用空盒做煙灰缸，吸完了一支煙以後謹慎小心地把煙頭放進煙盒裡。 　　他並不幻想這個造假證件的人失蹤後會永遠無人發現。不過，他認為這樣一個人可能會每隔一段時間就要轉入地下一陣或出國一些日子。如果他的朋友中有人注意到他突然不再去他經常出沒的地方，那麼，大概他們會認為是由於上述的原因。 　　過一段時間後會開始尋覓他，首先到同證件偽造者拍攝色情照片生意有關的人當中去尋找他。其中一些人可能知道這間照相室，會到這裡來。但是，大部分人都會被上了鎖的門擋回去。任何破門而入的人則必須仔細搜查整個房間，砸開箱子上的鎖，把裡面的東西倒空才能找到屍體。 　　他思考著，如果是黑社會的一個成員這樣幹的話，他大概不會去報警；他會以為造假證件的人大概觸犯了某個黑幫頭目。任何一個僅僅對色情照片感興趣的發了瘋的顧客在盛怒之下殺了人，都不屑於如此細緻地把屍體掩藏起來。不過，最後即使警察局知道了，那毫無疑問會把造假證件者的照片登在報上，這時酒吧間的侍者也許會回憶起八月一日那天傍晚此人和一個身穿格子上衣帶黑眼鏡的高個兒在一起。 　　但那將是很久以後的事了。可能要幾個月之後才會查驗死者在銀行裡的保險箱，況且他還不一定用他的真名實姓在銀行裡登記租用保險箱呢。 　　他回憶在兩個星期以前他在那家酒吧間裡向侍者要了兩杯酒，再沒有講什麼話。 　　侍者有可能回憶起有一個外國口音的人要了兩杯啤酒。警察也可能敷衍塞責地著手尋找高個兒外國人，但是最多只能發現他是亞歷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比利時警察要找到豺狼還遠得很呢！前前後後考慮了一番以後，他覺得這樣至少需要一個月時間，這對他來說是足夠的了。殺死一個造假證件的人就像撚死一隻螳螂一樣簡單。 　　豺狼很安心地抽完了第二支煙，他向窗外望望，狹窄的街道已經很黑了。其時已經是九點三十分了。他靜靜地離開照相館，把外面的大門鎖好。當他走出街道時，沒有遇到一個人。再走出半裡路，他把那串鑰匙扔進路旁的陰溝裡，聽到了陰溝裡水濺起來的聲音。他回到旅館裡，趕上吃晚飯。 　　第二天是星期五，他在布魯塞爾近郊工人們常去的商店裡進行採購。他在一家專賣野營用品的商店裡，買了一雙行軍靴，一雙長統羊毛襪，一條斜紋粗布褲子，一件格子羊毛襯衫以及一個行軍袋。他還買了幾張薄的泡沫橡膠、一個網兜、一團細繩、一把獵刀、一罐粉色油漆和一罐褐色油漆。他本想在一個露天水果攤上買一個大的「蜜汁」西瓜，但是，他沒有買，因為經過一個週末，西瓜會爛掉的。 　　回到旅館以後，他用新的駕駛執照（同他的亞歷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護照一致了）租了一輛次日早晨用的自己駕駛的汽車。他設法讓領班為他週末在沿海的一個休養地訂了一個帶洗澡間的單間住房。儘管在八月裡旅館的房間很難搞到，但領班還是替他在一個海濱小旅館裡找到了一間房間。從這地方遠眺能望見漁港的美麗景色。他打算在海濱度過一個愉快的週末。 　　§　七 　　當豺狼在布魯塞爾採購的時候，維克托·科瓦爾斯基在羅馬的郵政總局煞費苦心地詢問國際電話號碼。 　　由於不懂意大利文，必須找一個郵局的話務員幫忙，他終於找到了一個勉強能說法語的職員同意幫忙。科瓦爾斯基很費勁地向他解釋說，他要給法國馬賽的一個人打電話，可是他不知道這個人的電話號碼，至於姓名和地址他倒是曉得。這個人的名字叫格爾茨鮑斯基。可是這位意大利職員聽後茫然不解，他只好要科瓦爾斯基把它寫下來。科瓦爾斯基依樣照辦，但這位意大利人憑自己的習慣簡直不相信居然有個名字起頭會是格爾……因此他對國際電話交換站的接線員說話時就把它讀成格烈鮑斯基。接線員告訴這位意大利人說，翻遍了馬賽的電話簿上也沒有約瑟夫·格烈鮑斯基這樣一個名字。職員只好轉告科瓦爾斯基說，沒有這麼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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