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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一九五八年六月，戴高樂重新執政，出任法國總理。他幹淨利落地搞掉了腐敗的搖搖欲墜的第四共和國，建立了第五共和國。由於他使用了「法國的阿爾及利亞」這個詞，並由將軍們傳達下去，這才使他得以回到總統府，然後又於一九五九年四月進入愛麗舍宮。當羅丹聽到戴高樂說出那個詞時，他回到屋裡興奮得哭了。當戴高樂訪問阿爾及利亞時，對於羅丹來說，就好像上帝降臨人間。羅丹認為戴高樂肯定正在制定新的政策，共產黨人將被撤職，讓·保羅·薩特必然會以叛國罪被槍決，工會必須服從指揮，而法國不久終將全力保護她在阿爾及利亞的親骨肉，支持正在保衛法國文化邊疆的軍隊。 　　羅丹對這一切就像他對太陽會從東方出來一樣有把握。當戴高樂以他自己的辦法著手恢復法國時，羅丹以為一定是哪裡出了毛病了。總得允許老頭兒有一定的時間啊。當法國內閣與本·貝拉和民族解放陣線開始初步談判的傳聞不脛而走時，羅丹覺得不能相信。他雖然同情大個子喬·奧梯茲於一九六〇年領導移民發動的那場叛亂，但是他仍然認為未對當地農民進行徹底的掃蕩僅僅是戴高樂的權宜之計。他確信老頭兒是一點也不胡塗的。他不是曾經喊過「法國的阿爾及利亞」嗎？ 　　當最後毫無疑問地證明戴高樂復興法國的版圖並不包括阿爾及利亞時，羅丹的理想就像一個瓷瓶被火車撞得粉碎一樣破滅了。忠誠和希望，信仰和自信，全成了泡影。留下的只有仇恨。他恨這個制度，恨這些政治家，恨知識分子，恨阿爾及利亞人，恨工會委員會，恨新聞工作者，恨外國人，而最最主要的就是恨那個人——戴高樂。一九六一年四月，除掉一些軟耳朵的膽小鬼們拒絕參加外，羅丹帶領全團舉行了一次軍事政變。 　　嘩變失敗了。戴高樂只是略施小計，就把嘩變在娘胎裡扼殺了。在最終宣佈開始同民族解放陣線進行談判的前幾周，給部隊發了成千上萬台簡易晶體管收音機，這件事絲毫沒有引起軍官們的注意。他們把收音機看成是給予部隊的無害安撫，許多軍官和高級軍士們甚至還贊成這種做法。苦於炎熱、蒼蠅和無聊生活的士兵們，聽聽法國的流行音樂倒是一種愜意的消遣呢。 　　但戴高樂的聲音就不是這麼無害了。在軍隊的忠誠受到考驗的嚴重關頭，遍佈整個阿爾及利亞各兵營的成千上萬的義務兵打開收音機收聽新聞。新聞結束後，他們聽到了羅丹自己於一九四〇年六月曾經聽到的同一個聲音，內容也幾乎相同：你們面臨著忠誠的抉擇。我就是法國，掌握著法國的命運。跟隨我，服從我。 　　一些營長早晨醒來時發現只有少數幾個軍官還在，大多數軍士都走了。 　　兵變像南柯一夢似地被收音機的廣播粉碎了。羅丹比其它部隊幸運些，他的一百二十名軍官和士兵跟他在一起。這是因為他帶領的這個部隊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印度支那流過汗的，而且在阿爾及利亞也流過血的。他和其它參加兵變的人在一起，組織了一個「秘密軍隊組織」，發誓要推翻愛麗舍宮的那個叛徒。 　　在勝利的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和效忠於法國的軍隊之間，進行大規模破壞的時間不多了。在最後的七周裡，當法國殖民者把他們畢生辛苦所得廉價變賣、逃離戰火紛飛的海岸時，「秘密軍隊組織」對他們不得不留下的一切進行了最後一次駭人聽聞的洗劫。之後，那些在戴高樂當局的名單上掛了號的「秘密軍隊組織」領導人，只有離鄉背井逃亡國外一條路了。 　　一九六一年冬，羅丹成為安東尼·阿古的副手，也是流放國外的「秘密軍隊組織」的行動領袖。從此以後，阿古憑他銳利的鑒別能力、他的才幹和他的敏捷，使他成為在法國大城市進行活動的幕後人；而羅丹的特點，則是他的組織能力、他的老練和他具有豐富的戰鬥知識。 　　如果他僅僅是一名粗魯的狂熱者，那他將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人物，而決不會是一個傑出的領袖。早在六十年代初期，很多有才幹的人為「秘密軍隊組織」扛槍。但他比這些人更為能幹。老鞋匠生下他時給他一個善於思考的頭腦，雖然他始終沒有受過學校教育，也沒有經過軍事學院的訓練，他是用自己的步子，走出他自己的路來的。 　　當羅丹以自己的信條面對法國和面對軍隊的榮譽時，他和其它人一樣的固執；但當他對待純粹是具體問題時，他就能重視實際效果並進行邏輯的思考，因此他比世界上所有的魯莽的狂熱分子和不顧死活的亡命之徒更高明一籌。 　　因此，他在三月十一日那天早晨，想到了如何謀刺戴高樂的問題。他並不那麼傻，認為這項工作簡單易行。相反，由於小克拉瑪和軍事學院的失敗，更加重了困難。 　　要想尋找一個刺客倒不是難辦的，問題是現在總統周圍已經築起了一堵很安全的圍牆，想找一個人或提一個簡單計劃，能鑽進這個安全的圍牆，已經是非常困難了。 　　他有條不紊地在腦子裡思索著一系列的問題。 　　他在窗前坐了兩個小時，一根接一根地吸著煙，直到整個屋子都彌漫著藍色的煙霧，才擬出了一個計劃來解決這些問題。他對計劃進行嚴格檢查時，它似乎合理可行，但到最後卻總是經不起考驗，無法成立。想來想去，總有一個問題無法解決，即保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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