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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

　　（在這些死亡營建成之前，必須找一個地點能盡可能多地處決掉這些人，並把剩餘的「儲存」起來。裡加被選中了。

　　（在一九四一年八月一日至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四日之間，約近二十萬純粹是德國和奧地利的猶太人被運往裡加。八萬人留在那兒，全部死難。十二萬人繼續運往波蘭南部上面提到過的六個死亡營，有四百人活著出來，其中的一半又死在斯圖特霍夫或死在去馬格德堡的「死亡行軍」途中。陶伯是從德意志帝國運往裡加的第一批，於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八日午後三點四十五分到達。）

　　裡加的猶太區是這個城市的一個組成部分，以前是裡加猶太人的聚居區。我到那兒的時候，他們只剩下幾百人了。不到三個星期的時間裡，在羅施曼和他的副手克勞斯監督下，根據上面的命令，消滅了他們中的絕大部分。

　　猶太區在城市的北沿，再往北就是開闊的鄉村。沿著猶太區的南邊是一堵牆，其它三面則用多層鐵絲網嚴密封鎖。在北面有一座大門，這是進出的唯一通道。大門由駐著拉脫維亞党衛軍的兩座瞭望台衛護。從大門直通猶太區中心到達南牆的一條道，叫小丘街。街的右邊（對著大門從南往北看）是錫廣場，那是在點名時挑人和處決人的地方，即挑選苦役隊的人，執行鞭刑和絞刑等等。廣場中心樹立著絞刑架，上有八個銅鉤，常備的繩套在風中來回搖盪。每天晚上絞刑架上至少吊著六個不幸的人，經常這八個吊鉤必須連續絞殺幾批，才能使羅施曼對他的日課感到滿足。

　　整個猶太區肯定不到兩平方哩，在這個方圓內曾住過一萬二千人到一萬五千人。在我們到達之前，裡加的猶太人（至少還剩兩千人左右）完成了清掃瓦礫的工作。所以我們這批五千剛出頭的男人、女人和兒童住在裡面，還是寬敞的。但我們到達後，人還一天天不斷運來，直到這個猶太區的人數猛增到三萬至四萬之多。所以每當運來一批新的，就要從原來的居住者中處決一批，其數量恰好是等於新來的倖存者，以便給新來的人騰出地方。

　　如若不然，那麼過分的擁擠，就會使我們這些人中的勞動力的健康受到威脅。羅施曼更是不願出現這種情況的。

　　所以在我們搬進來的第一天晚上，住的是建築得最好的房子，一人一間房，睡在真正的床上，把簾子和外衣當毯子用。我隔壁房間的鄰居，在一個大水桶裡喝足了之後說，情況也許不至於太壞。我們還沒碰上羅施曼呢，當夏天轉換為秋天，秋天轉換為冬天時，猶太區的狀況變得更壞了。每天早上，所有的人——主要是男人，因為到達這裡的婦女和小孩被處決的要比適合服勞役的男人多得多——在拉脫維亞人的搶托的敲打下，被趕到錫廣場集中，開始點名。實際上一個名也不點，只是數數人頭，分成幾個勞動隊。幾乎所有的人，男女老少，每天都要列隊離開猶太區到鄰近大批新建的車間去進行十二小時的強迫勞動。

　　我早先曾說自己是個木匠，這是不真實的。不過作為一個建築師，我見過木匠工作，也完全瞭解怎麼做。我猜測——並且猜對了——木匠總歸是需要的，我被送到鄰近的木材場勞動，在那裡把當地產的松樹鋸開，為部隊預製臨時營房。

　　工作極其勞累，足以摧毀一個壯漢的筋骨，因為無論冬夏，我們大部分時間是在拉脫維亞沿海低窪地區又冷又潮的室外勞動的。

　　我們每天的口糧是：早上出發上工前，每人半公升所謂的湯，主要是著了色的水，有時裡頭有那麼一疙瘩馬鈴薯。晚上回到猶太區，又是半公升所謂的湯，加上一片黑麵包和一個發黴的馬鈴薯。

　　對於把食物帶進猶太區的處分，就是晚點名時在錫廣場馬上當眾絞死。儘管如此，冒這種危險卻是生存下去的唯一途徑。

　　每天傍晚當勞動隊伍拖著沉重的腳步回來進入大門時，羅施曼總是和他的幾個同夥站在入口處，對進來的人作現場檢查。他們可以隨意叫一個人，不論男女老少，命令他離開隊列在大門旁邊把衣服剝光。如果從衣服裡找到一個馬鈴薯或一塊麵包，那麼當其它人走向錫廣場進行晚點名時，這個人就得留在後面。

　　大家集合完畢後，羅施曼就昂首闊步地走來，後面跟著党衛軍警衛和十來個倒黴蛋。其中的男人登上絞刑台，脖子上套著絞索，等待點名結束。然後羅施曼沿著絞架走過，向他頭上的那些面孔齜牙獰笑，並且逐一踢去他們腳下的椅子。他喜歡在臨死者的當面幹這一手，使他們能看見他。有時他假裝要把椅子踢掉，而在最後一刻又把腳縮回來。

　　當他看到受刑者站在椅子上顫抖——以為自己已經吊在絞索上，實際仍舊站在椅子上——就縱聲大笑。

　　有時受刑人會祈禱上帝，有時他們會喊著求饒。羅施曼喜歡聽這個。他假裝自己有點聾，豎起耳朵問道：「你能大聲點嗎？你說了些什麼？」

　　他踢掉椅子——它實際上更像一個木匣子——之後，就轉過頭來對同夥說：「天哪，我真該有一個助聽器。」

　　在不多的幾個月裡，對於我們這些囚犯來說，愛德華·羅施曼變成了惡魔的化身。他幹什麼都是花樣百出的。

　　當婦女帶食物進來被抓著了，她首先得看著男人被處絞刑，特別是碰上其中有她的丈夫或兄弟。

　　然後羅施曼讓她在我們面前跪下（我們沿廣場的三面排列），由營地的理髮師剃光她的頭髮。

　　點名完了之後，她就被帶到鐵絲網外面的墓地，讓她掘一個淺坑，然後跪在坑邊，羅施曼或旁的党衛軍用手槍頂著她的後腦殼開一槍。不讓任何人去看這種行刑的場面，不過拉脫維亞的警衛漏出一些風聲說，他時常讓子彈在婦女的耳朵邊擦過，使她因驚恐而掉進坑裡，然後再爬出來跪在原地。

　　有時他開空槍，只不過哢嚓一響，而這個婦女以為自己馬上就要死了。這些拉脫維亞人都是些兇殘的傢伙，但羅施曼搞的這些把戲卻使他們震驚。

　　在裡加有那麼一個姑娘，自己冒著危險來幫助囚犯。她名叫奧莉·阿德勃，我相信她是從慕尼黑來的。她的姐姐傑達因帶食物進來已在墓地被槍斃了。奧莉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姑娘，得到了羅施曼的垂青。他收她當小老婆——正式的名義是女僕，因為一個党衛軍與一個猶太姑娘是不許存在那種關係的。當她被允許到猶太人居住區來時，她經常偷帶一些藥品來，這是她從党衛軍庫房裡偷的。這種事當然要處以死刑的。我最後一次見到她，是我們在裡加船塢的船上做木工的時候。

　　在一個冬末，我確信自己活不了多久了。饑餓、寒冷、潮濕，過度的勞役和經常的肆虐把我健壯的體格折磨成皮包骨頭。我在鏡子裡看到的自己，已是一個眼邊紅腫，兩頰下陷，形容憔悴、毛髮稀疏的老頭了。我才剛到三十五歲，看起來年紀要長一倍。其實每個人都是如此。

　　我親眼見到數以萬計的人被送往森林裡的萬人坑，數以萬計的人死於凍餒和過度勞役，數以萬計的人死於絞刑、槍斃、鞭笞和棒殺。甚至在活了五個月之後，我就算是多活了。我剛上火車時顯示出來的那種生存的意志消失了，我現在不過是在機械地過著遲早非完蛋不可的日子。然而在三月間發生了一件事，使我獲得了活一年的意志力量。

　　我現在還記得住那個日期。那是一九四二年三月三日，「杜拉門德輸送車」第二次光臨的那天。

　　在此約一個月前，我們第一次看見開來了一輛奇怪的貨車。車的體積大約相當於大型單層公共汽車，漆成鐵灰色，沒有窗戶。車就停靠在猶太區大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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