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偵探推理　>　神探李昌鈺破案實錄　|　上頁　下頁
一三

　　公設辯護律師處是政府為清貧人士提供的刑事辯護服務機構，辯護處的出庭律師和檢察官一樣都必須是律師，他們往往因為經辦的案件過多，而經費有限，許多案件都缺乏經費聘請收費昂貴的專家來作證，當我向他們介紹我們化驗室的免費服務時他們都十分高興，但是面談時，他們對這位黃面孔的化驗室主任仍抱著半信半疑點態度。剛開始時，他們只聽取我對某一案件的一些專門意見，從不讓我在在證人席上作證，擔心法官會質疑我的資格而無法通過專家資格審核這一關，縱使我符合專家證人的資格，他們也擔心清一色的白人陪審團不會相信我這位黃臉孔的專家的證詞。在美國法庭，專家證人的資格十分重要。在學位及專業研究方面我無懈可擊，而一般來說許多專家都會加入專業協會來提高自己的可信度。在刑事鑒識這門學科裡，全美刑事鑒識學會是知名度最高的專業協會。

　　有一次我參加了該會主辦的活動，看到會員清一色都是男性白人，當我這個東方人出現在這次活動中時，不少白人都以奇怪的眼光來看我。但畢竟這是一個能增強自己資格的協會，我仔細閱讀了會員資格後，認為自己有博士學位，又是教授，入會資格應該不會成為問題。但是當我向該協會的職員遞交申請表時，一位白人理事看了我一眼，根本沒有看我的申請表，就毫不客氣地將申請表退給我說道：「你不夠資格！」我心裡明白，我所不具備的資格是膚色資格，而不是專業資格。此時我明白到，要打入這個由男性白人主宰的行業，要跨過這道門檻並非易事，但是我要用自己的本領向他們證明自己，我不想低聲下氣地求他們讓我入會。我沒有說什麼，就大步走出了會場。沒想到十多年後這個起先不讓我入會的學會竟聘請我為他們的理事，並請我擔任其專業期刊的編輯。

　　我知道不能因為自己的膚色而被人排拒在美國的主流刑事鑒識界外，我暗地下決心，一定要更努力，花更多的精力以做出些成績來，讓別人對我這位黃皮膚的中國人另眼向看。我抱著友善的態度與公設辯護律師合作，每一宗案件都不計較路程遠近和時間長短而前往現場勘查，每一項證據都仔細化驗。經過多次合作，公設辯護律師處的多位律師也逐漸改變他們的態度。

　　一九七六年一月，離紐海文不遠的利奇菲爾德發生了一起強暴案件，被告是一位沒有受過如何教育的工人，被害者在嫌犯列隊指認時一口咬定是他，被告後來也向警方自白。檢方的專家證人化驗過被害者體內留下的精液，也確定強暴者的血型與被告相同。檢察官認為證據確鑿，陪審員一定會判被告有罪。公設辯護律師查理。吉爾負責替被告辯護，經過仔細查問，被告改口稱自己是無辜的，他認罪的證詞是被警察誘騙而作成的。雖然，吉爾審查了檢方手上的證據後也覺得無懈可擊，不過被告堅稱無辜，吉爾覺得有必要查個水落石出。他專程到我的辦公室向介紹基本案情後，我分析說有三成的被害者都會指任認錯誤，但是要證明被害者任錯了人，必須有證據證實，因而被告是否有罪取決於精液的化驗結果是否準確。

　　他趕忙向法院提出要求，請求法院將精液證據分出少許來讓我化驗。法院同意了我的請求，我拿到證據後馬上進行化驗。結果顯示，被告的血型雖然與被害人體內殘留精液的血型相同，但是它們的酵素型與其他遺傳因子卻不同。

　　傳統的血型分類是以ABO區分，按照這種模式，血液可分為A、B、AB以及O型。由於A型和O型的比例分別占人口的四三%和四六%，因而擁有相同血型的幾率十分高。如果嫌犯的血型與現場留下血跡的血型不一樣，這可以為嫌犯脫罪，但是如果兩者血型相同，也不能據而確定嫌犯為罪犯，因為還可能有其他人擁有同類血型。

　　但是，採用電泳法等方式對血液更進一步的分析，可以辨別出血液內的酵素及蛋白質，一些常見的酵素型如PGM型，和血清型如HP型等都十分獨特，這些酵素型與血清型加起來往往能更準確地判定嫌犯的身分。

　　例如，假設嫌犯的血型分析結果為A型血，HP是第二型，PGM是第2型，擁有A型血的人口比例為四三%，擁有第二型HP的人口比例為36.1%，擁有第2型PGM的比例為五。四%，同時擁有這三類型血型的可能性將是0.84%，從而使鑒識的準確度大大地提高。

　　在這宗案件中，雖然ABO的血型相同，但是其他酵素型和血清型並不同因此被告犯案的可能性降到零。

　　這是我第一次以專家證人的身分出庭作證，心裡總是有些緊張，但是一想到我可以用科學方法替無辜的人士洗刷罪名，還他清白，緊張的心情馬上平靜下來，立即準備資料，思考如何將這些科學證據向陪審員解釋。為了讓我以專家證人身分作證，檢辯雙方在法官面前展開了一場激烈的舌戰。檢方指稱我從來沒有以專家身分作過證，辯方則以我的生化學博士學位與血清學的研究成就，以及任教期間對刑事鑒識的貢獻，來證明我有足夠的資格來對檢方的證據提供意見。

　　雙方都般出一大堆案例來攻防我的專家證人資格。我在席下暗忖，真沒想到要成為專家證人是這麼不容易。由於美國的法律規定證人必須是與案件相關人士，但允許無關案件的專家證人如法醫，刑事鑒識專家等提供專家建議。但是，要成為專家證人，法官必須確定專家證人的資歷，並確定專家證人是採用大部分學術界人士公認的方法來得到結論。

　　經過一番辯論，法官裁決，由於我在生化與血清方面頗有研究，我可以以血清學專家的身分來作證。

　　在證人席上，我詳細解釋了不同血型的檢驗方法及幾率，由於這些檢驗方法都早已得到學術界的公認，檢方的專家證人也同意我的結論。

　　結果，陪審員判定被告無罪這項判決一宣佈，那位女檢察官就向屬下刑警說：「下一次一定要請那位中國人協助我們偵查。」

　　俗話說，萬事起頭難。在第一次出庭成功替無辜人士作證之後，各地的公設辯護律師處都主動請我協助辦案，或重新檢驗檢方的證據，原來缺乏信心的州警政廳也請我們幫忙進行物證鑒識，就這樣，以往冷清的化驗室，漸漸變得熱鬧起來。

　　我對支援刑事鑒識往往有求必應，一方面是出於自己的興趣，另一方面可以將課堂上講授的原理應用到實際上案件中，以確實這些方法是否可行獲可靠。因而在授課之餘，我四處奔走，有時出外勘查案件現場，檢驗收集到的各類物證，隨後又為出庭作準備。每次作證中，我都實事求是，如實地將科學根據及結果深入淺出地向陪審員解釋。在多次出庭作證後，許多法官都覺得我的辦案態度嚴謹，檢驗的科學方法可靠，而認可我的權威，法律界也開始知悉我的名字及紐海文大學的刑事鑒識化驗室。漸漸地，校方對我們這個新設的系也越來越重視，開始提供更多的經費，化驗室的設備也開始陸續增添。

　　經過多次交手，檢方的許多案件因為刑事鑒識方面工作做得不足，或忽略對證據進行科學分析而敗陣。康州警政廳開始意識到刑事鑒識的重要，自從一九七五年秋天開始，州警政廳就請我擔任他們的首席刑事鑒識專家，到現場協助警方。原本我只是義務幫忙，後來案件越來越多，警方也過意不去，為了我四處趕場而配備了一輛警務車，發給我一枚警徽。有時白天授課，晚上趕去現場，開著掛著警政廳車牌的公務車，難免會有些感慨，沒想到繞了地球大半個圈子，最後還是離不開警察這個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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