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傳(106)_範克明

一〇六

　　原來，1938年2、3月間，有個炮兵旅從外地調來郴州，在這個部隊中有些中級軍官是從東北軍改編過來的，他們對張學良仍然非常懷念和尊敬，據說，他們在得知張學良被囚于姑蘇嶺後，準備武裝劫獄。特務隊的劉乙光等人聞訊大驚，很快將張學良等轉移到湖南永興縣油榨樹鎮一所小學校內，以避風險。

　　其實，這是一場虛驚。所謂武裝劫獄，顯系一種猜測和謠傳。據邱秀虎回憶，事情的真相是：張學良在郴縣時，有一天，他「要下山到城內去洗澡。照例是劉乙光陪同，十二個警衛隨行。劉與他在街上並肩而行，我們則尾隨於前後左右。行至途中，突然有一個佩戴國民黨炮兵中校領章的軍官，迎面而來，發現張後，立即向張恭敬地立正敬軍禮。但張非常鎮靜，若無其事地走自己的路，未予還禮，也不與那個軍官談話。可是當時卻把我們嚇得手足無措。這裡怎麼會有人認識他呢？而且還是個炮兵中校！到了浴室門口，先派人聯繫，然後向張、劉彙報說：『今天盆浴等候的人太多，不會有空。』事實上，我們是惟恐出事，有意扯謊，只希望張趕快回到山上去。張笑了一笑說：『那就改天再來，我們回去吧！』

　　「他們回去了，我留在城中。劉乙光要我去找軍統駐城內的郵檢員黃靜宜聯繫，追查向張敬禮的那個軍官的一切情況，並要彙報。我找到了黃，告知情況，他立即與我去找彬州專員公署中校聯絡參謀曹某。曹是軍統特務派駐專署搞情報的。經過我們三人的調查瞭解，才知道國民黨有一個炮兵獨立旅剛由外地調來郴州。下轄兩個炮兵團。在這個旅中，有二、三個中級軍官是由東北炮兵部隊改編過來的。那個向張敬禮的軍官，就是東北軍改編過來的，現任這個旅的炮兵團中校副團長，毫無疑問是張學良東北軍的舊部。情況弄清以後，我與黃立馬上上山向劉彙報。劉聽了以後，非常著急，馬上召集隊附許穎、憲兵連長童鶴年以及我和黃靜宜參加的緊急會議。他說：惟恐這軍官知道張住在蘇仙嶺，瞭解我們的力量，採取突然行動，他們的槍和人比我們多，此地又無救援，萬一出了什麼事，怎麼得了。大家議論一下，最後決定將這一情況報告軍統局。但估計軍統局也不會很快指示，所以一方面用電報請示，一方面加強警衛戒備。當晚由憲兵連增加崗哨，特務隊也在廟門口附近增加遊動哨。但大家驚恐的情緒並未消除，只願晚上不要出事。」③

　　③邱秀虎：《張學良將軍被囚瑣記》，原載《貴陽文史資料選輯》第四輯。

　　他談的這些情況雖然不是很全面，但還是比較客觀、比較真實的，這件事是有那麼一點影子的。但因為張學良在郴縣住的時間較短，很少與外界接觸，加之對他的監禁是嚴格保密的，所以那位炮兵中校在縣城與張的相見，純屬偶然，其他情況他是完全茫然的；而且，他早已脫離了東北軍，這時的東北軍實際已經被解散，他是孤單的，怎麼會去劫獄呢？但特務隊的確緊張了一陣子，除了幹部會議外，還向全隊作了緊急動員。另據張學良的私人醫生滕蔚萱談，這件事以及特務們的策劃，張學良當時是不知道的，他身邊的副官也都蒙在鼓裡，他本來也是不可能知道的，只是因為他與特務隊的一個特務小組長較熟悉，是他悄悄告訴他的。他還談到，特務們曾經暗地裡決定，萬一有武裝劫獄之事發生，他們就把張學良等人統統打死，一個不留。還特別關照他說，你如果聽到槍響，不要出來。並一再囑咐他，此事務必保密，絕對不要向外人透露，否則，我的性命難保。滕醫生提起此事，至今仍很憤慨地說：「我想像張學良將軍這樣有影響的人物，如他們沒有奉到有大權的人物的指示，怎麼敢如此膽大妄為？幸虧後來這件事沒有發生，若真發生了，那張學良將軍還真是性命難保呢！」④

　　④引自滕蔚萱回憶資料。邱、滕兩位當事人所談的張學良在郴州的這場虛驚，存在著某種誤會，這是不消說的，但東北軍部分軍官曾打算營救他，則並不假，據陳正舜《一次鮮為人知的營救張學良行動》（《團結報》1988年6月）一文介紹，1937年1月中旬，當時地處杭州筧橋的中央航校中的原東北軍空軍官兵對得知張學良將軍已由南京移至溪口關押「十分動心」，密謀救張。3月中旬一天，沈克昌（航校副校長），清晨三四點鐘，以春遊為名，率一二百人分乘幾輛卡車直駛雪竇山，以拜望老長官名義見到張學良提出請他同他們一起速返筧橋，轉乘容克機（張原專機，馮等已暗中修好）徑飛香港。張不允，但深受感動。馮等見張不走，而且時間緊迫，行動起來風險也大，只得敬請老長官珍重。臨別，張親書一橫幅相贈，勉勵他們多多為國盡力。

　　這時，內地處於華北、華東和華中的國民黨正面戰場，繼轟動一時台兒莊戰役的勝利之後，又進行了武漢和徐州兩次大會戰。中國軍隊雖都投入大量兵力，廣大愛國將士也英勇殺敵，與日寇激戰數月，但由於當局低估了日軍的決戰能力，再加上軍事佈署方面也存在缺陷，所以徐州、武漢還是相繼淪陷，致使南方的局勢也緊張起來。

　　1938年10月到1939年Ｉ2月，張學良又移居湖南西部沅陵縣的鳳凰山。此山距城二裡，景色秀麗，張學良早年在此奮筆疾書題寫在寺內牆壁上的《自感遺憾作》一詩和他的一張半身軍裝像，已被作為重要的歷史文物複製出來，並懸掛在張學良舊居鳳凰古寺的送子殿中央，以表達人們對張學良將軍的懷念。

　　張學良初來鳳凰山時，除特務隊外，還有一個全副武裝的加強連押送，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對他的監管更嚴密了。

　　那時，他整天被關在鳳凰山山頂的鳳凰寺裡，沒有行動自由。但總呆在山上，也怪憋悶人，經張學良要求，後來稍稍放鬆了些，他可以下山了，可以在被監視的情況下在附近走一走，看一看。不過，那時，他對松柏蒼翠、險峻挺拔的鳳凰山的美景並無多大興趣，倒是樂於到山下的村鎮裡去察看民俗、民情。他見到老鄉，總是熱情地打招呼，問寒問暖，關心群眾疾苦。在天熱的時候，他有時也愛到清澈見底的沅江裡去游泳，與鄉村的孩子們玩耍，以分散自己的精力，減輕精神上的痛苦。他還有一個特點，這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對於直接或間接與他有過一些接觸、或幫他做過點什麼事的士兵和附近的群眾，他總是念念不忘，並以禮相待的。但是，在最初，人們對於這位不明身份的貴客，還是頗有些神秘感的：

　　「鳳凰寺裡住了個大人物？」老百姓紛紛議論著。他們想，「貴人福像」，大人物一定相貌不凡，是一個令人見而生畏的人。那知過不幾天，大人物下山來了。他走進山下的村子裡，這裡看看，那裡問問，開始人們不敢和他說話，只是癡呆呆的站在一旁啞看。然而大人物卻十分和藹，滿臉堆笑，不斷地用北方口音的言語給人打招呼。見到年長的，便說：「你這個老頭兒幹什麼去？」見到年青人便問：「小孩子從哪裡來的？」沒有一點架子，老百姓感到有點奇怪。又見他主動找農民談話，問眼前這些莊稼是怎麼種的，今年的收成如何，這些農具如何使用？等等，他這樣平易近人，農民也敢問話，問他姓什麼，叫什麼名字，家住哪裡？他笑著說：「我姓張，你們以後叫我張老闆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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