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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


  【被春天遺忘的地方】

  1937年元旦剛過,浙江奉化溪口雪竇山中國旅行社經理錢君藏接到官方通知,說有人要來此住宿,命他停止對外營業。但何人來此,何時到達,卻秘而不宣,直到貴客臨門,他才知道,來者不是別人,原來是赫赫有名的少帥張學良!

  大家都知道,溪口是蔣介石的家鄉,那裡群峰疊翠,風景優美。但當局將張學良遷來,純為此乃僻靜之地,便於監管,而決不是讓他來欣賞風景的。

  張學良是1937年年初,由國民黨軍統局用飛機押解到溪口的。他先是住在武嶺學校,兩天后遷往雪竇山。張學良被幽禁的第一個年頭的大部分時間,就是在這個遠離南京、距離溪口鎮也有十餘公里遠的深山裡度過的。

  溪口是浙東著名的風景區,旅遊區。這裡山明水秀,景色宜人,有一篇題為《武嶺樂亭記》的文章,對此地的湖光山色作了極為形象的描繪,語曰:「武嶺突起於剡溪九曲之上,獨立于四明群峰之表,作中流之砥柱,為萬山所景仰……嶺之上,古木參天,危崖矗立。其下有溪,流水瀠洄,遊魚可數……隔溪之綠竹與嶺上之蒼松,倒影水心,澄澈皎潔,無異寫真。」

  在溪口鎮的西北方,大約十公里處,有一座海撥八百米的風光秀麗的高山,名叫雪竇山。它為什麼起了這麼一個頗富詩意的名字呢?原來此山有個千丈岩,飛瀑如雪,山鳴谷應,甚為壯觀,「拔地萬里青嶂立,懸空千丈素流分,共看玉女機絲掛,映日還成五色文。」北宋的政治家、文學家王安石曾來此遊歷,並留下上述千古傳頌的詩篇,據說此山的得名就與千丈岩的形同龍騰虎躍的雪白的飛瀑有關。

  雪竇山不僅峰巒疊翠,景色如畫,名勝古跡也很多。雪竇寺是浙東名刹,也是我國佛教禪宗十刹之一。它始建于唐代,這裡古樹參天,建築宏偉。在離此寺不遠的西側,即水基岩風景區,便是中國旅行社的所在地。它雖然並不是什麼富麗堂皇的大賓館,只是一棟兩層樓房,內有一些客房和餐廳,但卻小巧玲瓏,造型美觀,猶如一朵盛開的鮮花,掩映在林木蔥郁的雪竇山畔。無疑地,對於那些富裕並有閒情逸致來此旅遊觀光的人來說,這當然不失為一個目迷五色、令人心曠神怡的境地。但對時時有軍警特務嚴密監視的張學良來說,卻絲毫引不起觀賞的興趣,置身在這與外界隔絕的深山裡,不僅使他感覺愁苦,也更增添了他的孤寂感。尤其在他初到雪竇山的那些日子裡,那把樹枝吹得沙沙作響的寒風,那一聲聲哀怨愴涼的晨鐘暮鼓,都常常使他輾轉反側,夜不能寐。

  但張學良是堅貞不屈的,他沒有被眼前的挫折壓垮,沒有一蹶不振,而是仍然想著他的十七萬東北軍,想著「三位一體」,想著西安;他仍然以大局為重,想著如何挽救國家、民族的危亡,想著抗戰。在論及此一問題時,張魁堂指出:

  西北是張學良希望之所在,他本以為只要「三位一體」存在,不僅事變可以和平解決,他也可以獲得自由(筆者按:根據當時的形勢,只要西安「三位一體」很團結,用和平方法救張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這個認識並不錯)。後來由於東北軍少壯派殺了主和將領王以哲,破壞了「三位一體」的團結,使救張的力量受到嚴重削弱,救張希望終成泡影,這原是很清楚的史實。但有人說,王以哲被殺之後「蔣介石最大的憂慮是少壯派得勢把紅軍引入西安,因此決定立即釋放張學良……後因獲悉『二二事件』已和平解決,於是蔣介石再次(據說第一次想放張是在軍法會審之前,蔣預計西安不會輕易放回十多位軍政大員和五十架戰鬥機,因此計劃……讓張回到西安,因西安爽快地交還了人質和飛機,所以該計劃被取消)取消了釋放張學良的計劃。」①

  ①張魁堂:《身在禁中,心憂國事——張學良將軍在奉化寫的三封信》,原載《縱橫》1983年第2期。

  實際上,蔣介石早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後期,就產生了要把張學良弄起來的想法,一離開西安就通過祝紹周、戴笠等人對囚張進行策劃;到南京之後,又對如何審張和「管束」張作了周密的部署,哪裡會有釋張的可能?這也正如白竟凡、魚汲勝在《對「蔣介石曾兩度打算釋放張學良」一文的考證》中所說的:「至於說,蔣介石因為西安方面很爽快地釋放了人質和飛機,便取消釋張的計劃,這只不過是一種推論。事實是張學良在西安機場時即囑楊虎城放了被扣的中央大員……楊虎城於27日給南京軍委會譯轉陳佈雷電:『有感電誦悉,辭修,慕尹等於本早分乘飛機,火車遄返矣,特複。』……楊虎城對大員問題的態度,蔣也知道,無論從楊的政治處境或軍事處境來看,除放大員外,楊別無選擇,因此蔣用不著以放張回西安去解決釋放大員的問題,所以釋張與放大員問題並無必然的聯繫。」至於二度釋張是因少壯派鬧事,後來取消釋張,是因為「二二事件」已經解決一說,更難成立,這亦如白、魚文章所談的:「在輿論壓力下,1937年1月27日,蔣介石不得不在致顧祝同轉東北軍將領電中偽言:『關於漢卿出處問題,一俟移防完畢,口(餘)可保證,必為負責請求,使漢卿出而效力國家,至於複權,更不成問題』……如協議順利實施,則對蔣介石繼續扣張發生輿論上的不利,因為蔣介石虛假答應釋張的條件就是東北軍移防,它是有電報文字為根據的,不好賴帳。蔣介石要堅持扣張,需要找到新的藉口。恰在這時『二二事件』發生了……蔣介石才得以『孫銘九暴動』為藉口而對釋張的虛假諾言拒不認帳了……由於『二二事件』,東北軍老派不願執行甲案而執行乙案,東北軍東調,三位一體不復存在,所以營救張將軍的力量削弱了,蔣介石才無所顧忌地長期囚禁張學良。」②然而「二二事件」之後,「三位一體」體解,東北軍、十七路軍各自東西,只能是依依惜別;加之蔣介石令其「讀書思過」,自由又暫時無望,張學良悽愴心情自是難免……

  ②白竟凡、魚汲勝:《對「蔣介石曾兩度打算釋放張學良」一文的考證》,載《黨史資料通訊》1988年第4期。

  儘管如此,張學良始終以國事為重,他讚揚楊虎城「苦心支持危局」,勉勵其「為國努力,不可抱奮事之想」。他呼籲西北方面為國家犧牲無所吝惜,「凡利於國者,吾輩尚有何惜乎?!」他還讓何柱國捎信給東北軍各將領,要他們「服從中央命令,團結力量作抗日之準備,以遂初衷」。並讓何口頭轉告他們:「我為國家犧牲一切,交了一個朋友,希望各袍澤今後維持此一友誼。」張學良將軍身處逆境,在精神上承受巨大壓力之時,還時刻以國家、民族大義為重,不忘與中共的友誼,他的情操是十分高尚的。③

  ③張魁堂:《身在禁中,心憂國事——張學良將軍在奉化寫的三封信》,原載《縱橫》198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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