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傳(76)_範克明

七六

　　與會者大多數都贊成和平營救，何應欽雖另有用心，也不好公然表示反對。戴季陶原來堅主討伐，這次他在討論未決的時候，退入休息室想了相當的時間，又走出來，跪下向大家磕了一個響頭，他說：「我是信佛的。活佛在拉薩，去拉薩拜佛有三條路：一是由西康經昌都，二是由青海經玉樹，還有一條是由印度越大吉嶺，這三條路都可以通拉薩。誠心拜佛的人三條路都走，這條不通走另一條，總有一條走得通的，不要光走一條路。」他說完又磕了一個響頭，爬起來哭喪著臉退出會場。他的這一做作弄得大家都很愕然。仔細分析戴季陶的用意是很清楚的。這次他也不贊成單一的硬性的武裝討伐了，主張先進行和平營救，如果和平營救無效，再進行武力討伐。他跪下磕頭和退出會場就是表態。⑥

　　⑥黃紹竑：《西安事變片段回憶》，見《西安事變親歷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至於何應欽，作為一個軍政部長，竟突然變成了權傾朝野的討逆軍總司令，這與他積極主戰，完全站在與以張、楊為代表的西北軍民和全國人民相對立的立場上有關是不消說的。他之所以主張討代，不排除別有用意。但他是否果真象有人所說的是在日本帝國主義支持下，以「討逆」為名，陰謀發動大規模內戰，「不惜玉石俱焚」，置蔣介石於死地，從而取而代之，筆者沒有看到這方面的確鑿證據，因而不下斷語。但他與蔣介石有矛盾（「一九二七年寧漢分裂，蔣介石下野，何應欽與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勾結，想脫離蔣介石自樹一幟。他違背了蔣介石的意旨，命令第一軍參加龍潭戰役，與桂系軍隊共同消滅了孫傳芳渡江的北洋軍隊，因而增強了桂系的氣勢。蔣介石的原意是要何應欽將第一軍向浙江方面撤退，讓桂系軍隊單獨作戰，好借孫傳芳的力量來消滅桂系。因此蔣介石重新上臺後，一直不喜歡何應欽。」⑦）卻是事實，加上何當時在黃埔系軍人中有一定影響，若是蔣有個三長兩短，他就可以達到自樹一幟的目的，所以對於討伐可能會激怒西安，危及蔣氏生命這一點，他並不很擔心。

　　⑦黃紹竑：《西安事變片段回憶》，見《西安事變親歷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但說他是在日本帝國主義支持下，要發動大規模內戰，置蔣於死地，從而取而代之，陰謀建立親日政權，以充當日本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等，則是言過其實的。因為從上述事實看，那時在南京，主張武力討伐張、楊「最力」的並不是何應欽，而是戴季陶和蔣介石在各地的忠實信徒。「如果說何應欽有陰謀的話，那麼正好利用國民黨元老戴季陶等人和黃埔系少壯派的要求，兵進西安，炸死蔣介石，以便取而代之。因為當時整個國民黨及軍政機構都不會懷疑戴季陶等人及黃埔系少壯派會有陰謀。然而何應欽不僅沒有這樣做，而是對黃埔系少壯派的上述『過激行動』以激昂情緒進行『撫慰』，『遏阻』（《何應欽將軍九五紀事長編》），這不是說何應欽反對武力討伐，是因為何應欽在國民黨政府沒有頒佈討伐令之前，認為討伐張、楊應取『審慎』的態度。」「何應欽等人認為，張、楊軍力有限，絕非中央之敵，但在蔣被劫，安危尚不知的情形之下，『示張、楊以力，蔣公倘在，或尚可安全；示張、楊以弱，蔣公雖在，或竟不能安返」。「對於『討伐派』及何應欽的用心，應該說蔣介石看得再明白不過了。當端納到西安後告訴蔣介石，中央已決定討伐張、楊，蔣得知這一消息後甚感『滋慰」。當蔣介石在聽到國民黨中央空軍在渭南、赤水等地轟炸消息時，驚喜萬分。他在日記中寫道：『余聞此語，知中央戡亂定變，主持有人，不啻客中聞家庭平安之吉報也』，而且，蔣『終日盼望飛機聲與炮聲能早入餘耳』，由上可見，蔣介石本人也是贊成武力討伐張、楊主張的。當然蔣介石也深深懂得，如果中央空軍真的轟炸西安，他自己的身家性命也難保，即使不被炸死，也有被挾持而去的可能，那他為什麼『甚盼中央剿討部隊能早到西安』（蔣介石：《西安半月記》）呢？其實這也並不難理解，因為蔣介石也看到了這步棋，僅憑張、楊的實力，無法與中央軍相對抗，實行軍事政治兼顧解決事變之法，或許可以早日解決問題。所以他在12月17日給何應欽下的停戰手令中，只肯停戰三天，想利用國民黨軍事實力這張『王牌』，要挾張、楊在幾天之內放他回南京。宋子文到西安後，他又對宋子文說：『唯京中軍事計劃與兄正同也。』並囑宋子文說：『如照餘之計劃五日內即可圍西安，則余乃安全，雖危亦無所懼，宣告京中諸同志，勿為餘之生死有所顧慮以誤國家之大計。』蔣還以手向宋子文示意『暗示中央應從速進兵。』（見《西安半月記》）如果何應欽果真有炸死蔣介石取而代之的陰謀，那麼這的確是個天賜良機。然而何應欽並沒有派空軍去轟炸西安，對於蔣介石的用心，何應欽也可謂是深得其意，當他接到蔣介石17日下令暫停轟炸三天的『手諭』後，一面令空軍暫停轟炸，一面聲稱，如張、楊『藉此希圖緩兵，不於此期內送委座回京，則本人自當嚴厲執行原定計劃，徹底掃蕩』。在12月19日、22日兩次討論決定暫停轟炸時，何應欽一面令各部隊『遵令』，一面積極佈置東西兩路軍事，以壓迫張、楊，及早送蔣回南京。應該說作為蔣忠實走卒的何應欽與蔣介石的配合是相當默契的。」⑧由此可見，何應欽雖然當了討逆軍總司令，也有不少敵視張、楊二將軍及西安事變的言行，但他並非主張討伐最力的人。在何積極佈置討伐張、楊的過程中，他與以宋氏兄妹為代表的「和平解決派」雖有分歧，但還是作了相應的配合。

　　⑧李松林、張秀芬：《淺析西安事變中的何應欽》，紀念西安事變五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未刊稿。

　　至於說何應欽與日寇相勾結，甚至說他與日本人「聯合害蔣」等，則是根據不足的。因為，「第一，武力討伐張、楊是南京國民黨政府的一貫主張，與日寇當局對西安事變的處置毫無聯繫……。當然，日本當局一面聲稱對西安事變取『靜觀』和『不干涉』的政策；一面又積極挑撥南京與西安之間發生戰爭。17日，東京《朝日新聞》發表社論，表示支持武力討伐張、楊，企圖造成中國內戰爆發，借中國內戰之機侵入中國。可見，日本帝國主義支持武力討伐的意圖與南京當局武力討伐的意圖是截然不同的（但效果並非「截然不同」，它同樣都是有利於外敵入侵的——引者），因此不能說南京當局的武力討伐是日本帝國主義的『陰謀』。第二，何應欽當時是奉國民黨政府的討伐令行事，既不存在日本人暗中支持何應欽，也不存在何應欽勾結日寇『聯合害蔣』的事實。據史料記載，11月24日之前，何應欽同日本方面沒有任何接觸，直到12月24日，日本駐華大使川樾訪問何應欽，對討逆軍事有所探詢，何應欽的答覆是『本人惟知遵循中央政府既定方針辦理』。」（《日本人注視西安事件》，載《西安事變資料選輯》，西北大學歷史系中國現代史教研室等合編，1979年4月出版）⑨

　　⑨李松林、張秀芬：《淺析西安事變中的何應欽》，紀念西安事變五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未刊稿。

　　也許有人會講，不管怎麼說，何畢竟是親日派、討伐派，是反對西安事變的，也是反共的。是的，筆者也並不否認這一點，更不是要為你開脫，而是從實際出發，希望薄重事實，尊重歷史，以利於西安事變歷史的研究。至於贊同「取而代之」說，甚至寫進公開發表的文章中，是可以商榷，可以探討的，筆者把這些看法擺出來，無非是想向讀者提供一些有關西安事變學術研究的信息，以期引起讀者對歷史問題的興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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