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傳(68)_範克明

六八

　　是的，象許多傳奇人物一樣，張學良膽子大，敢作敢為，這一點劉桂五沒有說錯。其實，這不正是他的長處嗎？一個人要有所作為，必須苦幹，這是不可否認的，但光有吃苦耐勞的精神還不夠，還要敢幹，要有些想像力，「藝術家最重要的素質是勇敢。

　　你如果帶著顧慮從事藝術，那是不行的，你去當小公務員好了。」⑧這裡所強調的不正是那種一往無前的獻身精神和膽略嗎？不難想像，假如張學良是個逆來順受、明哲保身和膽小怕事的人，他能會冒這樣大的風險、去發動這場震驚中外的偉大事變嗎？

　　⑧張賢亮語，見《小說月報增刊》，百花文藝出版社1988年出版。

　　是的，他有時重然諾，講義氣，易於動感情，甚至存在著輕信和處理問題比較簡單等弱點，但在更多的情況下，他還是膽大心細而又非常機敏的。報載：1934年張學良任武漢行轅主任時，鄂西一帶土匪為患，東北軍一支部隊前往剿匪。有一次，他們消滅了一股土匪，並將匪首也活捉了，部隊寫了公文呈報張學良，準備將匪首處決。呈文是無可挑剔的，可是，天下竟有這般巧事，別看此人多行不義，惡貫滿盈，名字卻還講究，他也叫張學良，跟少帥同名同姓，一字不差！張學良看罷呈文，似有不悅，但他略一沉吟，立刻在「匪首張學良」的「良」字的旁邊加了一個「犬」字旁，使其名字成為「張學狼」⑨這改得多妙呀，而以眼前他引劉桂五見蔣這事來說，也是很大膽的，而他故意回避，讓蔣與劉單獨交談，這固然是出於他對部下的信任，從另方面來看，他用合法手段，讓自己的部下進入戒備森嚴的華清池，對暴戾、多疑的蔣介石作一次最後的「火力偵察」，不也是一種出其不意的奇襲和別出心裁的安排嗎？

　　⑨引自《西安晚報》登載的有關張學良軼事。

　　還有，也就在西安事變爆發的前夕，在12月11日晚上，他和楊虎城還特地在新城大樓宴請隨蔣來西安的軍政大員，儘量穩住他們，不也說明他很有心計嗎？當然，那時蔣介石對他也抓得很緊，12月11日這天，從白天到晚上，蔣介石在華清池一直在開軍事會議，會後又會餐。楊虎城因為要宴請來陝的各方大員，未參加。但張學良是一直呆在蔣身邊的。所以當晚新城大樓的宴會他遲到了。他一面向賓客表示歉意，一面頻頻舉杯敬酒，談笑風生，若無其事。那些聚集西安的軍政大員，也都開懷暢飲，一個個都喝得醉眼朦朧，已有些飄飄然了。這些志大才疏、養尊處優的達官顯貴，同樣是一些主觀唯心論者，當然不會想到這是定心丸、鴻門宴，不會想到西安已處於暴風雨的前夕。

　　「昨為座上客，今作階下囚」，這對他們來說，看來是不可避免的。他們既然緊跟蔣介石，不事抗日，專搞剿共，逆歷史潮流而動，歷史跟他們開個小小的玩笑，把他們警告一下，這也是不足為奇的，且不談西安事變的偉大意義，就從他們本身來說，這場「虛驚」也並沒有什麼壞處。至於個別人企圖逃跑，誤中流彈而喪生，那是咎由自取，另當別論。

　　新城大樓的宴會結束時，已是晚上十點多鐘了，張學良、楊虎城送走了最後一批客人後，便匆匆返回各自公館，召開緊急會議，部署即將採取的重要軍事行動：

　　張學良回公館立即召集有關人員，宣佈十二日淩晨舉行兵諫。部署停當以後，又召集東北軍在西安的高級將領和幕僚五十一軍軍長于學忠、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五十七軍軍長繆澂流、一〇五師師長劉多荃、總參議鮑文樾、西北「剿總」秘書長吳家象、辦公廳主任洪鈁、第四處處長盧廣績、政訓處副處長黎天才、抗日同志會書記應德田和營長孫銘九（騎兵軍軍長何柱國臨時未找到）等人宣佈兵諫決定。他對大家說：「我們東北軍亡省亡家，又背了不抵抗的駡名，為全國人民所不諒解，這幾年的悶氣，我們實在受夠了。究竟是誰不抵抗？『九·一八』時，就是委員長來電報不准我們抵抗。幾年來的事實證明，不抵抗是根本錯誤的。十月間在西安，十一月在洛陽，最近在臨潼，我多次向委員長痛切陳詞，反復說明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必要，要求他領導全國抗戰；只有先抗日，然後才能統一，不能先安內而後攘外；

　　只要抗日，共產黨和紅軍的問題可以用政治方法解決。這些請求都遭到他的嚴詞拒絕，並且受到他聲色俱厲的斥責。現在他硬逼著我們去打內戰，不服從他的命令就要把我們調離西北而後消滅掉。我們實在忍無可忍了。我已經和楊主任商定，明晨六時臨潼、西安同時行動，用強制手段請委員長到西安城裡，逼他抗日。我的指揮部設在新城，與楊主任共同指揮。」接著宣佈了具體行動的安排。張學良講完後，大家沒有表示不同的意見，只有於學忠問：「抓到以後，第二步怎麼辦？」張學良回答說：「局面如何收拾，要看委員長怎麼辦了，只要他答應抗日，我們還擁護他做領袖。」⑩

　　⑩西安事變史領導小組編：《西安事變簡史》，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話雖這麼說，將領們心裡仍不是很踏實，如繆澂流就提出：

　　「副司令是否決定把這事進行到底？」

　　「是的，我是不幹則已，要幹起來當然就不會半途而廢，是一定要幹到底，即不達目的，決不罷休的。」張學良語氣肯定、同時也是滿懷信心地說。當然，對可能會遇到的困難和風險，他也並不隱諱，並坦率地承認：「我們是逼上梁山，不得不對他先禮而後兵的。至於更詳細的計劃還沒有，我們第一步是擁蔣抗日，第二、第三步還得走著瞧，要見機行事。」

　　那天深夜，張學良對整個臨潼方面的軍事行動作了統一部署後，又特地命令孫銘九和王玉瓚配合白鳳翔，劉桂五等前往臨潼捉蔣。

　　楊虎城當晚的軍事行動同樣是有條不紊的：

　　楊虎城當晚也召集十七路軍在西安的主要將領十七師師長孫蔚如、綏靖公署參謀長李興中，五十一旅旅長趙壽山、警備第二旅旅長孔從周等舉行緊急會議。楊虎城宣佈了兵諫計劃，並說：「蔣介石不顧國家民族的危亡，一意孤行，堅持內戰。這次到西安來，表面上是要打共產黨，實際是想一箭雙雕，也要消滅十七路軍和東北軍。

　　為了挽救國家民族的危亡，必須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因此，我已經和張副司令共同決定採取行動，扣留蔣介石，逼他抗日。」大家都表示同意。隨即按計劃分頭部署，待命行動。此外，還決定成立戒嚴司令部，孫蔚如任戒嚴司令；趕壽山兼公安局長；孫蔚如並負責擬定十七路軍所屬各部隊的佈防及向西安集結的計劃；命令駐大荔的四十二師馮欽哉部迅速襲占潼關；警備第三旅襲占咸陽，解除中央軍萬耀煌部兩個團的武裝。⑾

　　⑾西安事變史領導小組編：《西安事變簡史》，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