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名人傳記 > 中國元帥劉伯承 | 上頁 下頁
一六


  【11.瀘順大暴動,重慶大屠殺,劉伯承困守孤城40天,壯舉令國人驚駭。
  瀘城失守,總指揮縋城而下,一路上歷經萬險。
  他只有一個信念:「就是討飯,也要找到黨!」】

  1986年12月,筆者隨蕭克老將軍前往四川瀘州,參加紀念瀘州起義60周年的活動,親身感受到經過革命風暴洗禮的古城,對當年發生在中國的首起暴動給予了多麼深沉的懷念,多麼崇高的評價。蕭克老將軍是我黨老一輩革命家,對黨史、軍史研究頗深,在學術界享有很高聲譽。老人家親臨瀘州,察看了古城牆、龍透關等地,累累彈痕,仍印在斷壁殘垣上。在研究大量史實和實地考察的基礎上,蕭老深思熟慮地說:瀘州起義的確是我黨歷史上最早的一次武裝起義,它所創造的城市暴動方式為中國革命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教訓。如果說,俄國1905年的2月革命是1917年10月革命的預演的話,那麼,瀘順起義也是南昌起義的一次預演。

  說得何等好啊!當人們親臨酒香飄溢的瀘州,看著古城牆上的累累彈痕,便可搜尋到劉伯承固守瀘州的這一段秘史。

  日曆倒回到1927年,準確地說是元月20日。劉伯承以川軍各路總指揮的身份到達瀘州城。

  這時的瀘州,雖然外部情形一時顯得平靜,但瀘州城內部卻是一種百亂待理的混亂狀態。按照原定計劃,在起義以後即須主動放棄瀘城,迅速通過榮昌、合川地界,到順慶集中,與黃慕顏、秦漢三、杜伯乾三部會合。可是,瀘州的幾位起義軍首領不肯開拔。陳毅以起義軍總指揮部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勸說,竟遭到陳蘭亭等人的嘲笑,說什麼「洋學生不懂軍爺們的事」。後來,又藉口聯繫行軍路線問題,讓陳毅離開瀘州,前往合川一帶。

  原來,在瀘州方面的部隊長官捨不得瀘州的金飯碗——「鹽款」,不想出發,天天說那每月8萬元的「鹽款」收入。這樣,當順慶方面軍情十萬火急的時候,瀘州仍按兵不動。12月中旬,劉伯承從順慶急電重慶蓮花池省黨部,委託陳達三先生前往瀘州,代表總指揮鞭策瀘州義軍北上。陳達三是四川軍界頗有名望的人物,曾任熊克武部參謀長,時為省黨部監察委員,參與策劃四川軍事。陳達三到達瀘州以後,既以省黨部命令,又用軍界前輩的身份,力促部隊開拔,結果還是調不動。

  在佔領瀘州以後,起義軍內部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陳蘭亭部本來素質就差,參加起義時思想很複雜。陳部聘請的政治部主任,是國民黨右派分子,暗地裡從事破壞活動,挑撥各部之間的關係,極力阻撓和反對到順慶集中的計劃。還慫恿陳部官兵爭鹽款、爭稅收,一時鬧得烏煙瘴氣。陳蘭亭本人也「舊病」復發,整天與地方紳士們周旋,四處伸手抓錢、抓糧以肥私。一面暗暗與貴州軍閥周西成「吊膀子」,準備拉部隊入夥。

  起義軍內部存在的問題,使瀘州局勢更加不穩定,呈現出不應有的混亂狀態,順慶方面也失去了寶貴的援助。順慶失敗以後,又反過來使瀘州變得形單影隻,獨木難支。這些連鎖反應,使整個起義計劃遭受嚴重的挫折,沙州起義軍面臨嚴峻的考驗。

  劉伯承到瀘州以後,採取了果斷、有力的措施,全面進行整頓,為改造舊軍隊作出了艱巨的努力。

  1927年1月24日,瀘州城到處張貼著由劉伯承頒發的《國民革命軍川軍各路總指揮部佈告》:

  為佈告事。照得本總指揮奉命整頓本軍各路部隊,現已到達瀘城,從

  事整理一切。除分別呈令外,合行佈告,軍民一體知照。此布。

  總指揮 劉伯承

  中華民國16年1月24日

  首先,劉伯承考棚附近的原瀘縣道署建立總指揮部,「以便監督陳袁兩部,努力革命工作」。原來的「四、五路聯合辦事處」即行撤銷。瀘州全部軍、政、財各務,由劉伯承集中統一指揮。「總指揮為融洽各司令起見,定每日午後,在道署內集體辦公」,以協凋各部關係,加強起義隊伍團結,共同商議瀘州大事。並設立精於的辦事機關,任用共產黨員和左派人士,以影響整個起義軍。總指揮部相當於臨時權力機構,軍民一體,統轄瀘州軍、政、財大權。劉伯承將舊的衙門徹底改組,消除反動分子和國民黨右派。當時的報紙曾報道說:「瀘縣各機關右派人員均已撤換,左派在此勢力極力擴充。」為整頓瀘州治安,建立革命秩序,維護市民的正常生活,「警察局長一職,劉總指揮委張子良充任」。劉伯承還親自處理不良分子,藉以整肅軍紀。有一次,女師的學生反映有兩名軍人在小校場調戲過路的女學生,劉伯承派人查清情況後,立即在小校場公開處決那兩名違犯軍紀的士兵。

  2月中旬,在校場壩舉行的慶祝起義大會上,劉伯承總指揮作重要講話,莊嚴宣佈總指揮部成立,宣佈四、五、六路正式成為國民革命軍。號召大家團結一心,堅持革命,「決不掛羊頭賣狗肉」。「要搞三民主義,不能不要『民主主義』,而搞二民主義」。劉總指揮的講話鼓舞了軍心、民心,振奮了士氣,許多人激動得流下了熱淚,仿佛看到了瀘州的希望、四川的希望和革命的前途。

  同時,劉伯承處處以自己竭誠革命、刻苦工作的精神和模範行動教育部屬。他身穿樸素的青卡嘰制服,拄著木手杖(因腿部受過重傷),到各處察看,瞭解情況,既不騎馬、坐轎,也不帶衛兵。他平易近人,對老百姓、對士兵和藹可親。這些對起義軍有很大的影響。過去,高級軍官外出開會都習慣坐轎子,現在紛紛下轎試足,以至於有時候空轎子整整排了一條街。市民們說:「這才像革命軍的氣象。」

  劉伯承把加強政治工作,向起義官兵灌注進步的革命精神當作整頓瀘州的根本大計。在瀘州起義以後,中共重慶地委曾以蓮花池省黨部名義先後派出張際春、秦少括、彭定述、李文學、王映秋、顏努西等一批政工人員。後來,中共中央又加派了22名黨員到沙州附近搞農運工作。劉伯承到瀘後,又陸續調來二三十名政工人員,分派各起義部隊,進行思想政治工作。四、五、六路設政治部或黨代表,各團設政治指導員,絕大多數由共產黨員擔任。總指揮部明確規定:部隊對上對下的公文,須經政工人員共同簽署,方為有效。各團指導員負責向官兵宣傳革命思想,組織部隊閱讀和學習進步書刊。每星期作紀念周,宣傳國民革命,宣傳反帝、反封建、反軍閥。鑒於對舊軍隊各種弊病的深刻認識和加緊改造起義部隊的需要,「劉總指揮對陳、袁、皮三部政治工作極為注意,除由政治部進行外,本人隨時監督」。由於加強了政治工作,振奮了革命精神,起義軍和瀘州人民又沐浴在濃郁的革命氣息中。

  劉伯承到瀘視事,號令嚴明,整頓內部,措置裕如。在兩個來月的時間裡,就使混亂的沙城面目為之一新。革命的瀘州,聲威遠播,引起川中各界的矚目。在這一段時間裡,瀘州像磁鐵般吸引著反帝、反軍閥的各處力量。附近各州縣的許多有志青年,也紛至遝來,慕名投奔革命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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