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元帥賀龍(80)

八〇

　　「賀總，我不是看不起院長，主要是我不懂體育。」鐘師統反復強調他的理由。

　　「我還不跟你一樣？不懂體育，不是也當起體委主任來了？」

　　鐘師統無話可說了，只得表態：「老總，我看由你親自任這個院長，我去做具體工作。」

　　「你這個鐘師統真囉嗦。那是戰爭年代，我兼校長。現在情況不同了，用不著那樣。你就放心大膽去幹。要什麼幫手，提出來，我給你調嘛！有什麼問題，隨時找我。」

　　一錘定音，鐘師統來到北京。

　　1953年11月1日，北京先農壇體育場門口掛起了一塊引人注目的牌子：「中央體育學院」。體育場的看臺底下當師生的宿舍，搭幾個棚子便是教室。新中國的第一所體育學院就這樣誕生了。現在聽起來，有點好笑，在體育場裡辦大學？目前在體育學院裡讀書的學子們，大概沒有幾個人知道，可這的確是事實。很久以後，賀龍才在北京市政府協助下，在圓明園遺址北面為體育學院選定了新址。

　　這位老總管起事來特別具體，也許是考慮到創業的艱辛吧？他從體育學院的基本建設、辦校方針、學制安排、課程設置到學生生活都—一過問。一張體育學院基本建設的設計藍圖，他先後審查過好幾次。他說：「體育是一門科學，體育學院應該擔負起這個任務。要在戰術、技術、解剖和體育理論諸方面都搞出一套東西來，為提高運動技術水平和訓練水平而服務。」「中央體育學院是我國體育界的最高學府。在學術上要有我們自己的教授，要力爭成為世界上一個有權威的體育中心。」他認為，體育學院應有兩種教育形式。他說：「體育院校，一種是長期的，培養師資；一種辦短期輪訓班，包括訓練幹部、教練員、運動員。」而中央體育學院，他認為重點是培養高級體育人才，他說：「中央體育學院要培養出高質量的體育專業人才，要出運動健將。」這些，就是這位老帥從我國當時的情況出發，提出的關於體育教育的一些方針性的意見。這給初期的體育教育的建立和發展規劃了一個明確的方向。

　　賀龍為中央體育學院向北京市要的土地面積是六十公頃。在他親自審批的建設規劃中，有教學樓、實驗室、八座室內體育館和各類運動場，建築面積達九萬平方米，這在當時，可以說是設施比較齊全的了。這所高等學府在先農壇體育場開學時，只有教師十四名，學生五十一人，然而，僅僅六年以後，到1959年，教師隊伍已經是三百三十六名，學生增加到了二千六百四十四人，成了名符其實的一個堂堂的高等學府了。

　　在此基礎上，賀龍又組建了北京體育科學研究所，親自批准他們組成考察組，赴蘇聯考察。

　　賀龍在國家体委黨組會上強調說：「體育科研所也要加強一下，給他們出些題目，讓他們去研究。」這位老帥競親自出起研究課題來了。1962年，他向體育科學研究所提出：「釘子鞋、乒乓球權，就值得研究。」

　　科研所真的接受了這個課題，連續研製了四批多種類型乒乓球扳，十五種膠皮，七種海棉護品。通過試驗、數據分析，找到了適合中國乒乓球運動員使用的乒乓球拍，稱雄在世界乒壇。

　　體育也是個系統工程，體育場館就是其中的一項。

　　當時的北京，除了一座1937年建造、設施十分落後的先農壇體育場外，其他什麼場館都沒有。偌大的北京城，甚至連一座帶看臺、有燈光設備、規模大一點的籃球場也難找到。這怎麼能適應體育運動的發展呢？體委的領導者十分著急，決定在北京修建一座設施比較齊全、比較先進的體育館。

　　榮高棠、黃中跑遍了北京，在天壇東側的太陽宮附近找到了一塊面積適合的地皮。他倆高興地向賀龍彙報說：「老總，地皮找到了，但我們體委沒有施工力量，也不懂建築，怎麼辦？」

　　賀龍銜著煙斗微微一笑，說：「這事我來想辦法。」

　　在他的記憶庫裡此時出現了一個名字：萬里。這個萬里，擔任過西南軍政委員會財經委員會委員，組織過重慶市的城市建設，現在是北京市的副市長。找他不正合適嗎？

　　他把電話打到了市政府。辦公室的同志說，萬里副市長不在市里，出差去了。

　　賀龍問明地點，隨手掛了一個長途電話。

　　第二天，萬里返回了北京，馬上去找榮高棠。

　　榮高棠見他這麼快就回來，有些詫異，問道：「你不是出差了嗎？怎麼提前回來了？」

　　萬里一笑，操著一日濃重的山西口音回答說：「賀老總打長途，讓我回來抓體育館的建設，說你們連地皮都找到了。軍令如山倒嘛，我怎麼敢耽誤，還不立即找你來報到？」

　　榮高棠哈哈大笑，說：「只有賀老總能調得動你這位副市長大人呀！」

　　賀龍又從西南給萬里調了個副手。此人叫張一粟，主持修建過轟動巴蜀的重慶人民大會堂。

　　北京市副市長一掛帥，事情好辦多了。要錢有錢，要人給人，進展十分迅速。在施工過程中，賀龍經常抽空到工地去，同工程技術人員和工人交談。他鄭重地說：「這個工程，是體委在北京修建的第一座體育館，一定要建好喔。中央和北京市許多部門都支待你們的。」這個體育館建築面積三萬三千平方米。1950年秋大動工，1954年4月，一座由比賽館、游泳館、訓練館組成的北京體育館全面峻工，交付使用。從現在的眼光看來，這座體育館規模不大，設施也不先進，可是，在五十年代初期，新中國成立不久，這樣的體育館，已經是第一流的了。

　　這裡，我們僅僅從人到物粗略地勾畫了一下賀龍為新中國體育事業奠基所作的一小部分「功績」，並沒有涉及這位元帥在體育方針、政策的制定、各類體育競賽項目的建立和發展、群眾性體育運動的推動、運動員的培養等等方面所花費的心血，但已經可以窺見這位元帥在新中國體育事業上所作的開拓性工作。1986年，國家体委專門召開了「賀龍體育思想學術討論會」，對賀龍在領導新中國體育事業的發展上，一些獨創性。開拓性的思想，進行了系統的學術研究。榮高棠說，我們的元帥是「社會主義體育事業的開拓者」，這是一點也不過分的。

　　【21、中國隊奪得「斯韋思林杯」，中華振奮。小將們把
　　飯店職工趕制的大蛋糕抬到了賀龍家。賀龍笑了，但還
　　有更多的憂慮：「三大球上不去，我死不瞑目。」】

　　1959年5月的一天,從多特蒙德歸來的中國乒乓球隊全體教練員、運動員，聚集在燈光燦爛的北京飯店一間大房間裡。桌上放著一隻被各國乒乓球運動員看成至高無尚的「聖·勃萊德杯」。他們載譽歸來，在等待國家領導人的接見。但是，室內卻並無洋洋喜氣，運動員們坐在沙發上，一聲不響，空氣顯得有些沉悶。這是怎麼回事？

　　原來，中國乒乓球隊在多特蒙德第二十五屆世界乓乒球錦標賽上，由於實力不夠，在團體賽中，沒有獲得參加決賽的資格。雖然，容國團經過頑強拚搏，戰勝世界一流高手，奪得了男子單打冠軍，但是，球隊的領隊、教練仍感到未完成任務的巨大壓力。運動員也一樣。因為，中國人歷來最重視能體現國家整體實力的團體比賽。

　　賀龍來了。

　　「容國團，你為祖國立了功，我感謝你！」一進門，賀龍便亮著他那大嗓門喊道。「同志們，你們這次打得不錯嘛！很有成績，容國團不是捧回了一個獎盃？」

　　他樂呵呵地同大家—一握手，圍著桌子饒有興趣地看起獎盃來。等他坐下來，領隊向他彙報比賽情況和所取得的教訓，最後說：「賀老總，我們這次沒有完成任務，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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