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俘手記(42)_張澤石

四二

　　雅安張家山上的私立明德中學校舍真美，一式的紅磚樓房。那個總是帶著十字架從加拿大來的老校長在第一學期就熟悉我了。一個早上，教我們班英語的老師——一個美國教士陪著老校長散步，聽著我在小樹林子裡大聲郎讀英語課文時停下來。他們撥開樹叢站在我面前，英語老師扶著我的肩，用發音不准的漢語說：「這是我班上年紀最小又最用功的學生。」老校長彎下腰來在我的光腦袋上敲了一下說：「嗯，這裡面能裝下好多知識。小夥子好好學，長大當個科學家！」

　　回憶到這裡，我奇怪，同樣是洋人，差別怎麼這麼大！那個美國老師大概沒想到他的學生以後會跟他的國家打仗，並且正在用他教的英語去同他的國家鬥爭！

　　我還回想起在那個高聳入雲的教堂裡，聽神父傳道的情景：那輝煌的大穹頂，四周那雕花窗戶上的彩色閃著光，管風琴在教堂裡奏出優美的旋律，大廳裡迴響著深遠的回音，比起周圍的村舍，真好像是天堂呢！神父宣講的那段《聖經》我聽不懂，但對於「你，如果有兩件外衣要送一件給窮苦的人」這樣的話我聽懂了。

　　想到這裡我又感到奇怪：為什麼基督教勸人行善，卻不能在中國紮根？儘管外國傳教士費了很大的勁，像我這樣上了六年教會學校，讀過全部《聖經》的學生，最終卻變成共產主義者！是因為我們國家文化太悠久，還是因為我們受帝國主義欺負太深重？

　　回憶把我帶到位於成都附近那風光綺麗的金堂縣曾家鎮的銘賢中學。儘管孔祥熙是這個教會學校的名譽校長，但大部分老師和同學都和學校一起經歷了抗日戰爭的戰亂與流亡的痛苦，連我的美籍英語老師席勒和加拿大英語老師威爾瑪特都有很強的正義感和抗日熱情。

　　學校的管理和教學都比較民主，課外活動很活躍，既有基督教的「團契」社團、唱詩班，也有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壁報社，還有地下黨的外圍組織——秘密的讀書會。那時候，同學們都住校，我學習又不吃力，課餘時間，全部用來參加各種活動。唱歌從聖詩班的宗教歌曲《哈裡路亞》到合唱隊的抗日歌曲《大刀進行曲》；演劇從《風雪夜歸人》到《放下你的鞭子》；讀書從魯迅、巴金的作品到巴爾紮克、雨果、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的作品。

　　從14歲到16歲，我在高中這三年裡如饑似渴地吸收著豐富的人類文化的乳汁，我多麼感謝那些文學巨匠送給我的精神財富，多麼感謝我的老師們教給我的文化知識！多麼思念學校裡那些給我關懷和友愛的師哥師姐！他們現在知道我在監獄裡思念著他們麼……

　　如果沒有每天早上放風和每天兩次進餐，關在巨濟島最高監獄那間小小牢房裡會完全失去時間觀念，白天黑夜都是同樣昏暗的燈光，同樣的獄卒在頭頂上的踱步聲音和同樣不時傳來隔壁牢房難友的呼嚕聲。時間凍結了，但我的思維卻未凍結，我仍然閉著眼，靠坐在板壁前，抱著腿搖晃著上身，陷入漫長過去的回憶之中。

　　高中畢業那年，抗日戰爭終於勝利結束了！「八·一五」那天，人們是多麼歡樂啊！整個成都市都沸騰了，鞭炮聲響徹全城。酒一下賣光了，人們不管認不認識在大街上互相舉杯祝賀，拍肩擁抱，慶祝民族的苦難從此結束了！誰想到隨之而來的是國民黨反動政府發動內戰，是美國兵代替日本兵在沿海大城市耀武揚威、強姦婦女，是美國貨充斥市場。

　　我父親所在的工廠倒閉了，他這個總工程師失業了，家境每況愈下，我考上清華大學後不得不申請助學金。國民黨的教育部宣佈停止派送公費留學生，我那留學美國在物理學上深造的幻想破滅了，科學救國之路走不通了！

　　在清華大學校園裡流傳著：「此路走不通，去找毛澤東」的歌謠，進步的同學把我從圖書館裡勸出來連夜寫標語、練歌子準備反美抗暴遊行；動員我去參加「大家唱」合唱團，動員我參加「民間歌舞社」演秧歌劇；動員我參加系裡成立的「戈壁草」讀書會，學習《新民主主義論》、《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大眾哲學》等書，一個嶄新的廣闊的天地呈現在我眼前！在「反饑餓、反內戰」的遊行隊伍裡，在北大紅場上參加三千人《黃河大合唱》的演出中，我找到了自己的生活道路。對敵人軍、警、憲、特的鎮壓，我們憤怒！對解放軍千里躍進大別山的勝利，我們歡欣鼓舞！

　　我在清華園工字廳外的小湖邊被吸收為民主青年同盟的盟員，在女生宿舍「靜齋」後面的小樹林裡參加了共產黨，要為沒有剝削、沒有壓迫、沒有種種人間悲劇而奮鬥終生。嚮往使我年輕的心血沸騰著！

　　想到這裡，我的那些親密的同學和戰友的面影一個個浮現在我眼前，他們那麼親切地注視著我，好像在對我說：「石頭，你可要像石頭一樣堅強啊！」

　　1948年夏天，組織上調我到晉察冀解放區的中共華北局城工部受訓。我化妝成小學徒，剃光了頭，穿上破舊的中式短衫，經天津坐火車到陳官屯，再坐馬車前往封鎖線。

　　過了中立區，我走進一個村莊，一個兒童團員盤問了我，把我帶到村政府。

　　「這就是解放區了，讓我跪下來親吻這聖潔的土地吧！」

　　大概每一個從那黑暗污穢的蔣管區來到解放區的青年學生都會有這同樣的感受。

　　「有一天當我從集中營釋放回到社會主義祖國，我肯定會有比這更強烈的感受的！」我閉著眼坐在牢房裡這麼想著，心裡升起了一股神聖的感情激流。

　　1948年八一建軍節的動人情景鮮明地來到我的記憶中：那天，我們五名要回到敵後的北平學生為了從中央轉組織關係，由敵後工作培訓班的負責人榮高棠帶著從泊頭鎮來到剛解放不久的石家莊，正遇上華北軍政大學舉行開學典禮。榮高棠把我們帶到會場，介紹給朱總司令、葉劍英、聶榮臻等首長。

　　當我握著朱老總那溫厚有力的大手時，心情是何等激動啊！朱老總把我們讓到那個農民院子的一間土屋裡，給我們切西瓜，在遞給我西瓜時還問是哪裡人。當知道我也是四川人時，他笑著說：「你是我的小同鄉，你這麼小年紀就參加革命，很幸運！」

　　「朱總司令，現在我是您麾下的一名戰士了。儘管我身陷囹圄，但仍然不後悔參加革命。我一直記著您對我說的參加革命很『幸運』這句話。這個幸運是一般人難以理解、難以獲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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