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傳(41)_力平

四一

　　對於周恩來的言行，江青一夥感到十分惱火。九月底，江青讓陳伯達送給周恩來一份所謂幾個院校群眾組織的彙報材料，裡邊攻擊周恩來「和稀泥」。在江青、康生、陳伯達授意下，由王力、關鋒執筆的《紅旗》雜誌社論中，提到反對「折中主義」。清華大學大字報也指責「周總理有折中主義」。林彪、江青一夥公然誣衊周恩來是「救火隊長」。但是，周恩來並不因此而停止採取穩定局勢的措施。他又主持起草並發出中共中央文件，指出：「革命學生組織不要限制原工作組或學校當局和上級黨政機關領導同志的行動自由，使他們得不到必要的休息。」「機密、要害部門、新聞、廣播部門和中央局首腦部門，一律不進行革命群眾的內外串聯。」「不應干涉機關內部革命或妨礙機關正常工作，不應率領群眾進出機關辦公科室，進駐或封閉機關，搜查機關文件，或要求設聯絡站，特別是不許進入機關中的機要、通訊和技術保密部門。」文件指出，上述方法，可以同樣適用于革命學生組織與農村公社、城市企業、事業單位和科學研究設計機構之間的革命串聯，「也不應干涉他們本身的革命和生產、業務問題」。十一月初，上海的「造反派」王洪文等煽動群眾攻擊中共上海市委，十日製造了滬寧鐵路全線中斷行車三十多小時的「安亭事件」。周恩來、陶鑄對他們進行了嚴肅批評。但是，「中央文革」派去上海處理這一事件的張春橋，同王洪文達成協議。同意他們的要求，為自己培植了一支篡黨奪權的幫派勢力。

　　在中央，周恩來繼續努力控制局面。十一月中旬，他把一批單位列為重點，不准外面的人去衝擊。同月，他起草了北京大、中學校師生暫緩外出串聯的通知。他還採取了其他一些措施。可是，由於林彪、江青一夥的阻撓、破壞，很多措施沒有能實現。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聯合發表了經毛澤東審定的元旦社論，號召「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張春橋、姚文元急忙趕到上海，接見「造反派」組織「工總司」的頭頭們說，「當前的基本問題是把領導權從走資派手裡守回來。」六日，在他們指揮下，以王洪文等為首的「造反派」篡奪了上海市黨政大權，刮起了「一月風暴」。接著，山西、貴州、黑龍江、山東等省黨政領導機關先後被所謂「造反派」奪權。奪權之風遍及全國，加劇了混亂的局面。

　　一月下旬，周恩來和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等一起修改《中央軍委命令》稿，形成軍委「八條命令」，如一切指戰員及其他工作人員不得擅離職守，必須堅守崗位，嚴格區分兩類矛盾，不允許無命令自由抓人、任意抄家、封門，不允許體罰或變相體罰，如戴高帽、掛黑牌、遊行、罰跪等。周恩來把這個文件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發下去，指出八條命令「除第七條關於軍隊的文化大革命的部署外，其他各條，都適用於地方」，力圖扭轉混亂局面。二月中旬，由周恩來主持在懷仁堂召開的碰頭會和稍前召開的軍委會議上，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表示強烈不滿，對林彪、江青、康生、陳伯達一夥誣陷迫害老幹部，亂党、亂軍的罪惡活動進行了大義凜然的鬥爭。周恩來在會上還責問「文革小組」一夥：《紅旗》第十三期社論發表前為什麼不送閱？在二月十六日碰頭會的激烈鬥爭之後，當天晚上，張春橋、姚文元、王力就秘密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懷仁堂會議》材料，經與江青密謀，向毛澤東作了彙報。毛澤東在十八日晚嚴厲批評了這些老同志。從二月二十五日起到三月十八日，江青、康生，陳伯達等在中央召開的多次會議上，以「二月逆流」的罪名批鬥這些同志，江青一夥指責周恩來是「二月逆流總後台」。

　　一九六六年下半年，「中央文革小組」已經通過」造反派」散佈「新文革與舊政府」的矛盾，把矛頭對準國務院和總理周恩來。一九六七年初，北京大街上連續出現打倒周恩來的標語。江青曾多次召集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張春橋、姚文元在釣魚臺誹謗周恩來。周恩來巋然不動。二月十八日，他接見國防工業口「造反派」代表時，繼續指出：宣傳、財政、外交、國防、國防工業等大權屬中央，不能奪；走資派有的地方不一定有，即使有也是少數人。三月二十一日，他在一個文件上加了這樣一段：「要正確對待幹部問題。對他們要進行調查研究，階級分析。對犯錯誤的各級領導幹部要根據党的政策，按其情節輕重分別處理，不要不分青紅皂白，一概排斥，一概打倒。」康生給外交路線扣上了「三降一滅」的帽子，有人告知周恩來，周恩來說：「不通。」在他主持中央碰頭會時，還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禁止挑動農民進城武鬥的通知》。

　　另一方面，林彪、江青一夥對周恩來的攻擊和誣衊不斷升級。一九六七年五月，軍隊中文藝界的兩派都要為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五周年而演出。周恩來和中央軍委總政治部都希望「兩派同台演出」，以利於促進團結。但是林彪、葉群支持一派，挑起武鬥，造成了流血事件。這月，造反派貼出炮打周恩來的大字報、大標語，並稱「總理是老保」。六、七月間，「中央文革小組」一夥多次在會議上提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建日期不應是「八一」南昌起義，而應是「九九」秋收起義。也在這期間，江青把解放前國民黨報紙上偽造的所謂「伍豪等脫離共產黨啟事」送林彪、周恩來、康生，說什麼「他們查到一個反共啟事，為首的是伍豪（周××）」。周恩來立即以事實加以駁斥，說明「純屬敵人偽造」。林彪和「中央文革」一夥企圖整垮周恩來的跡象越來越明顯，王力、關鋒、戚本禹加緊組織和操縱著反革命陰謀集團「五一六兵團」，連續拋出反對周恩來的大字報、標語、傳單，他們要奪「舊國務院的大權」。王力在八月七日講話，煽動群眾奪取外交部大權，矛頭直指周恩來，江青、康生、陳伯達都表示支持。隨即發生了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那樣的一系列涉外事件，嚴重破壞了我國的對外關係和聲譽，林彪在八月九日鼓吹「要建立新的國家機器」；江青提出「文攻武衛」的口號煽動武鬥，全國混亂達到頂點。周恩來把王力的講話送給在外地的毛澤東閱，毛澤東看後指出是大、大、大毒草。八月底，毛澤東批准周恩來的報告，對王力、關鋒實行隔離審查，陳伯達才被迫宣佈：外交大權歸中央，由周總理負責。九月上旬，周恩來在北京市革委會擴大會議上講話，批評紅衛兵對形勢的錯誤估計和「揪軍內一小撮」、「對香港、九龍的鬥爭」等錯誤做法。他在會見廣州地區各派赴京代表時疾呼反對武鬥，制止武鬥。他對財貿口各部「造反派」要奪武器、奪金庫表示強硬態度，說：「奪就是非法的，當場就要逮捕」；「如果你們組織一些人去奪金庫，那你們算造反派，還是強盜？」「如果奪金庫就開槍」。他在接見前往哈爾濱的調查組人員時，批評了七、八月間極左思潮的煽動，指出現在的中心問題是反對武鬥，反對奪槍，抓革命，促生產，促業務。經過艱苦的工作，全國的形勢逐漸穩定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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