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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


  這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召集中共中央書記處全體成員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和中央有關方面的同志開會,商議並決定中共中央要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召開一次大型會議全面解決知識分子問題。會議決定成立由周恩來負總責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識分子十人小組(成員有彭真、陳毅、李維漢、安子文、徐冰、張際春、胡喬木、周揚、錢俊瑞),進行籌備。在周恩來指導下,十人小組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草案)》、《關於科學家研究工作條件問題的情況和意見》、《關於高級知識分子待遇問題的意見》等十一個專題報告,並在周恩來主持下,起草了大會的主報告《關於知識分子的報告》。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到二十日,中共中央召開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周恩來在會上作了著名的《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報告中第一次提出,知識分子已經成為我們國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他們中間的絕大部分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他要求:應該改善對於知識分子的使用和安排,使他們能夠發揮對於國家有益的專長,隨該對於所使用的知識分子有充分的瞭解,給他們應得的信任和支持;應該給知識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條件和適當的待遇。他在這個會上作結論時說,如果要實現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社會主義建設,除了要依靠工人階級和廣大農民的積極勞動外,還必須依靠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的兄弟聯盟。

  對於這次會,毛澤東在閉幕時的講話中說:「這個會議開得很好。」

  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必須有一個團結統一的局面,大家齊心協力地共同努力。這是周恩來一直努力以赴的。他說:「從種種方面看起來。我們這樣的大國,多一點黨派去聯繫各個方面的群眾,對國家,對人民的事業,有好處。」對於三大改造中的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他是把它同時民族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結合起來考慮的。在我國進入到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以後,他認為我們的新任務是團結一切國內外可以團結的力量,運用一切有利因素為建設社會主義,為反對帝國主義,為與自然界作長期鬥爭。

  他認為,已有的廣泛統一戰線是一個極好的組織形式,可以團結各階層人民來建設國家。他說:我們的統一戰線應當繼續下去,而且需要在組織上健全起來,以推動它的發展。早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二日,他在農工民主黨的幹部會議上就提出,農工民主黨「應和中國共產黨共存」。他的想法是,各民主黨派在組織上不但要鞏固,而且也要發展。「今天在新中國的建設中,他們也願意盡一份責任,我們就應該幫助他們進到社會主義去。」「願意同我們一道進入社會主義,我們多了一批幫手,這不是很好嘛!」

  這七年中,周恩來不僅重視經濟建設、文教建設和統一戰線,而且重視社會改造。他在一九五三年九月說過,「改造當然不限於經濟方面,整個社會都在改造,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在改造。整個國家在建設中,在改造中,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特點。」這個論斷,打破了從本世紀三十年代以來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盛行的一種觀點,似乎社會主義僅僅是經濟建設問題。後來,一九五九年他又講過:「我們的國家,不僅要有經濟建設,還要有政治建設和精神建設。」

  周恩來的想法是,社會主義建設是全面的建設,包括人類的三大社會生活領域,即包括經濟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內的。他說,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專政要繼續,民主要擴大。他還說:「要在我們的國家制度上想一些辦法,使民主擴大。」他提出過「改革」的問題,並且認為建設是全面的,改革也是各方面的。他說:「政治上的制度要適合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也要改革,要改革成為民主集中制。……思想也要適合社會主義制度的要求,大家要學習馬克思主義,要愛護社會主義制度。」另一方面,他認為如果只強調民主那一面,也會有副作用,只強調民主,不強調集中,會帶來極端民主化。所以必須把兩者結合起來,做到「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自由,又有紀律,又有個性的發展,又有統一意志」。在黨內,他認為也要注意民主,要聽群眾的意見,要實行集體領導。

  周恩來原來設想,各方面應有體制的改革,要有準備,有試辦,然後到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正式推行。但後來「大躍進」的開展,使這一部署沒有能實現。

  【十、走向世界】

  早在一九三六年,周恩來在陝北就接待過突破國民黨的封鎖訪問延安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等國際友人,向他們介紹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解放區的情況。抗戰開始後,周恩來代表中國共產黨在武漢、重慶、南京、上海廣泛接觸了外國使節、記者、學者、政界人士、國際友人和各種援華國際組織的代表,進行對外交涉和宣傳工作。特別是在先與赫爾利後與馬歇爾進行的複雜而尖銳的交涉鬥爭中,積累了豐富的對外工作和鬥爭的經驗,為中國共產黨而後的對外的戰略策略思想和基本方針政策的制定,以及新中國的外交,打下了初步基礎。

  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成立,周恩來任總理兼外交部長。他同毛澤東主席一起,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破除了舊中國一百多年來的屈辱外交。

  「一五」期間,周恩來在外交上發揮了非凡的才幹,富有創造性,富有朝氣,富有特色。他堅持原則,從沒有絲毫的搖擺,卻又實事求是,在堅持原則的基礎上講究策略的靈活性,有理、有利、有節,生動活潑。他為新中國的外交開創了一代新風,提出了經得起歷史考驗的方針,成為出類拔萃的共產黨的外交家。

  周恩來在堅持獨立自主這個基本立場的同時,把推遲或制止世界大戰、爭取盡可能長時間的和平,作為自己在國際範圍內的首要目標。他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一直堅持和平的外交政策。」抗美援朝的勝利,美國在朝鮮戰場上擴大戰火遭到了遏止。一九六三年的時候,周恩來判斷:世界大戰推遲了。他還認為,如果新戰爭已經推遲,它也可能被制止的。他感到核大戰不容易打。核武器越多的國家越怕打,禁止核武器的可能性在增長,推遲大戰的可能性也在增長,但有限戰爭即局部戰爭卻不可能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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