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的最後十年(21)

二一

　　1965年8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北京醫院總值班室接到總理辦公室電話通知，說是鄧穎超大姐約見我。我雖然經常出入中南海工作，但去西花廳這還是第一次。

　　不過，我熱心的同事在向我交班時，對周恩來與鄧穎超的健康情況及西花廳工作的要求都說得十分詳細，為的是讓我儘快熟悉和適應西花廳的工作環境。他這樣做，既出於自己的責任心，也是對我的關心愛護。應該說，我對他是十分感激的。

　　周恩來對工作極其認真細緻，他辦事情既嚴格又嚴厲，他批評任何人時都不講情面，這在「海裡」工作的人們都是知道的。

　　再說，周恩來視時間如生命，對他來說，的確是「寸金難買寸光陰」。他沒有時間，絕對不願意把時間「浪費」在諸如健康檢查或去醫院看病這類事情上。

　　此外，人們只要一提起周恩來的工作，都會說他沒有白天黑夜。他常加班加點地工作，連續「熬夜」好幾天。可以說，這在黨中央領導人中恐怕很難有能夠超過他的人。

　　鄧穎超大姐曾講過一個小小的「故事」：以前中央考慮請劉伯承給恩來當參謀長，劉帥知道後忙說：恩來熬夜的本事實在大，我可熬不過他，還是另外請人吧。周恩來聽說後並未介意，僅是一笑置之。

　　所以，保健醫生要跟上周恩來的工作與生活節奏，你必須掌握好「火候」，即盡可能在他工作的「空隙」（實際上很難說有什麼「空隙」），或者說是不太「忙」，情緒比較輕鬆，起碼少影響他的工作情況下，設法得到周恩來對保健工作的「配合」與「默契」。這可算是保健醫生工作的「技巧」，相當重要。在這方面，鄧穎超的幫助是必不可少的，事實上也是如此。

　　因此，在某種意義上來說，當好周恩來的保健醫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就本人而言，我只能說是在照料周恩來的醫療保健工作上盡了一點心出了一點力。

　　中南海裡要為黨和國家領導人挑選符合要求的服務人員，有關部門考慮政治標準第一是應該的。這不僅在「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裡，即使在今天的中國，或者西方國家也都這樣做。因此幹部部門對被遴選的人員進行嚴格的政治審查是絕對必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我認為自己所以被選為周恩來的保健醫生，除了本人根正苗紅出生紅小鬼、曾在多位中央領導人身邊服務過以及有人推薦等因素以外，我學習過三年中醫大概也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因素。鄧穎超的母親是一個很好的中醫，鄧穎超十分敬重她的母親，她也很相信中醫、常請著名老中醫給周恩來看病，她本人看中醫、吃中藥常年不輟。

　　鄧穎超約見我那天，我騎著自行車急急忙忙由北京醫院趕到西花廳時，周恩來還沒有起床，總理值班室的工作人員將我引進客廳休息等候，茶几上已泡好一杯清茶。

　　客廳西牆邊豎放著一面很大的穿衣鏡。我站在那兒用手理了一下頭髮，扶正了眼鏡，仔細看看自己衣著等有何不妥。

　　這時，我心裡正在想鄧穎超大姐約我來之前，肯定已看過我的檔案材料，她還會從各方面瞭解我的情況。她現在叫我來，諒必是要親自見見我這個人，通過與我交談對我有更多的瞭解。這畢竟是要為周恩來物色一個成天跟隨在身邊工作的保健醫生，她也想「選」得准一點。只等了片刻工夫，鄧穎超從她的辦公室向客廳緩緩走來。我立刻起身迎上去同她握手，並輕輕攙扶著她坐到小沙發上。

　　鄧穎超正在病中，她的身體顯得瘦削而虛弱，面部氣色稍有點蒼白。她笑盈盈地跟我打招呼：「你是張佐良大夫吧？我早就想見見你，因為身體不好，一下子拖到今天，這兩天天氣太熱，你是騎自行車來的吧？」

　　「是的。」我答道。

　　她見我有點拘謹的樣子就說，「你在這裡不必拘束。」她指著茶杯又說，「先喝點茶，咱們慢慢聊。」

　　大姐說話聲音輕微，慢條斯理，吐字清晰。她的話音帶著一口好聽的京腔。她一面跟我說話一面從茶几上拿起一把蒲扇遞給我。鄧大姐的和藹可親消除了我來西花廳之前的緊張心理。

　　她在簡短地詢問了我的家庭成員及個人經歷後關切地說：「你從小沒有爹媽是個孤兒，吃了不少苦，15歲參加革命隊伍又是個紅小鬼。你現在大學畢業，當上了大夫，這很好，但也不容易啊。我的身體一向不太好，常年看病吃藥、是個藥罐子，所以跟大夫打交道多，大夫是個治病救人的崇高職業。」

　　稍停後，鄧穎超向我介紹了自己的健康狀況。她正患著膽道疾病、輕度甲狀腺機能亢進、植物神經功能失調和過敏性結腸炎等多種疾病，睡眠差，食欲欠佳、消化不良，身體瘦弱。說話間，我見她不時用手帕擦汗，並有一點氣急。

　　「今天說話時間太長了，請大姐先休息吧，別累著了。」我建議道。

　　「有點累，但還好。你隨我到房間去，我躺著再跟你聊一會兒。」我待她說完便扶她進臥室躺下。

　　鄧穎超臥室兼辦公室的房間不大，陳設簡單、樸素實用。房間中央頭南腳北地放著一張雙人床，床頭兩側各置一個床頭櫃，右側放一部手搖電話，左側放鬧鐘及手電筒等物；靠南牆玻璃窗處安放桌面鋪綠呢的大辦公桌；一對扶手小沙發置於東牆邊，沙發中間設一隻茶几，兩個玻璃書櫥靠牆而立；朝腳跟的牆上面掛著她母親一張放大的半身肖像。相片上老人露出慈祥的微笑，只要鄧穎超一躺下便面對母親慈愛親切的笑容，可見她對母親孝心至深。此外，房間裡再沒有任何裝飾品。我端了一把椅子坐在她右側床旁。

　　「你到我們這裡來，不必緊張，也不要拘束，可以隨便一些。以後我們會常見面，我向來尊重大夫，我把你們大夫當同志和朋友。我的身體不大好，經常跟大夫打交道，得到大夫不少的幫助。我同他們合作得很好。」她又接著說了起來。

　　「我們都是共產黨員，組織上派你到我這兒來工作，你的任務很重啊。」她停了一下又說道。

　　少息，她向我介紹了總理辦公室的秘書、警衛、司機、廚師和服務員等情況。

　　「我們這兒人不多，就我跟總理兩個人，無兒無女，沒有家屬給你添麻煩。大家對總理就稱呼『總理』，這是他的職務；對我，他們都叫我『大姐』；這樣稱呼很隨便，很自然，千萬不要叫我們『首長』。總理的工作很忙，他一天到晚只知道工作，不注意休息，自己覺得身體好，不在乎，又不聽別人勸。他是個急性子，你跟他說話要簡明扼要，不要繞圈子，以後，你常跟他在一起，就會知道這些的。」她說完，便拿起一把小蒲扇在手裡擺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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