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的最後十年(19)

一九

　　我見到這種情形，自知不便再多問什麼「病情」。

　　從醫學角度看，這樣的病人容易造成脊柱損傷，若是脊柱骨折，易致脊髓損傷而使下肢癱瘓。所以，對這樣的病人按理是不許可抱著或是背著移動他的身體，那樣容易使脊柱彎曲導致脊髓損傷引起截癱和大小便失禁等嚴重後果。且說，病人本應當睡硬板床，可他已經躺臥在軟床上。但試想，誰家會有這種知識呢？

　　事已至此，我只得為羅部長作檢查，並請護士長立刻打電話請外科、骨科及心臟內科專家一起來為病人作全面細緻的檢查，儘快將他安全地移送到醫院去搶救。

　　我為羅瑞卿測量了血壓、脈博，做了心電圖，用手電筒看了一下眼睛的瞳孔，都沒有發現特殊情況，但未敢翻動他的身體。

　　北京醫院的專家很快趕來現場，他們聽取了我的簡要病情報告，為羅大將作了必要的檢查，並給他注射了一針止痛劑後，他們指揮著叫人平穩地將病人托扶上擔架，抬上了急救車，由我們護送到北京醫院。

　　儘管是中午時刻，醫院領導非常重視。他們接到通知後，準備好了病房，放射科醫生被叫來待命，並將北京著名的骨科專家都請到了醫院。

　　我們按照專家們事先商量的意見，急救車直接開到醫院放射科門口，將病人抬進去作調光攝片檢查，攝片結束後，便送他進了手術室。

　　麻醉科醫生立刻為羅瑞卿進行麻醉。專家們檢查病人各受傷部位時，放射科主任將調光片送到手術室，大家根據病情與調光片結果確定了手術方案。

　　羅瑞卿在遭受林彪嚴重打擊和殘酷迫害後又無處申辯的情況下，終於出此下策，以死抗命！向林彪示威！

　　他在家中跳樓造成雙側多根肋骨骨折及雙下肢跟骨粉碎性骨折，使這位馳騁疆場的著名將領日後落下了終身殘疾。

　　當時，儘管周恩來對北京醫院和解放軍總醫院一再囑咐要對外保密，千方百計保護他，也無濟於事。

　　在那瘋狂的年月，凡林彪與「四人幫」直接插手的事情，醫院是沒有能力保護羅瑞卿的，也絕對保不了密。

　　所以，造反派很快便打聽到羅瑞卿的「下落」，他們慘無人道地將羅瑞卿放在籮筐裡抬到各處召開大會，對他進行批判、遊鬥和羞辱。這一幕幕慘景至今仍歷歷在目，令人心顫。

　　堂堂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戰功赫赫的羅大將竟如此遭際，這不僅是他個人受冤受屈受辱，亦是國家受難、人民不幸。

　　令人惋惜的是，直至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羅瑞卿得到了平反，恢復了名譽。他去德國治療傷殘時，心臟病突然發作，經搶救無效而不幸逝世，實令人痛心疾首。

　　1965年12月，「上海會議」結束後，鄧小平在上海小住數日後，即飛返北京。

　　我出差回京後，補了幾天假，在家休息。每天翻閱當天的《北京日報》，發現重要版面上不斷刊登以黑體字作標題，關於「海瑞」的大塊文章，用的都是些刺人的大字眼，我只看標題未在意內容。我不搞歷史，缺乏歷史知識，對歷史也無多大興趣。我想一定是文人們在打筆墨官司，故未經意。可我的同事中有一位政治上比較敏感的「老保健」（老資格的保健醫生），他見著我便說了話：「張大夫，你注意到最近報紙上的文章了嗎？」

　　「什麼文章？」我不解其意，反問道。

　　「哎，不就是『海瑞罷官』嘛。」他用驚疑的眼光看著我。

　　「『海瑞罷官』？『海瑞』是什麼人？文章裡講些什麼東西？」

　　「你不是剛從上海回來嗎？難道什麼都沒有聽說？」

　　「……」

　　他見我木然不知，便轉身走開了。

　　我在好心的「老保健」啟發提醒之下，才回家去仔細地翻閱報紙上有關「海瑞罷官」的文章。

　　史學界的文章大手筆多，文章長、專業名詞多，既難懂也不容易記住，對我這個可稱之為「歷史盲」的人來說，讀來感到枯燥乏味，實在讀不下去。

　　我看報紙的習慣是偏愛國際新聞，什麼美國啦，蘇聯呀，因為是「兩個超級大國爭霸世界」嘛，當然要注意。這也可能同那時報紙上的文章可讀性已經開始大為減少有關。所以，類似於我這樣的人不大會去注意那個名不見經傳的姚文元其人，更不曉得他寫的什麼文章，這並不奇怪。

　　後來才知道，姚文元於1965年11月，寫了一篇《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發表在上海《文匯報》上。首都的《人民日報》、《北京日報》和《解放軍報》等大報都遲至12月中旬方才轉載姚的文章。

　　說實在的，當時按本人的工薪尚捨不得訂閱這類大報，我家只有一份《北京晚報》。我手頭看的那份《北京日報》也是借鄰居家的，在同事指點迷津之下，我去圖書館翻閱大報紙。

　　那時的大眾傳播媒體尚不發達，電視機不普及，故姚文元的文章發表後好長時間並未引起公眾注意。像我這樣也算是在中央領導人身邊工作的人，仍舊政治意識淡薄，顯得比較遲鈍。

　　我在「老保健」提示下，用心去翻看大報紙上刊登的姚文元文章。但橫看豎看，就是看不出姚文元的文章有何深刻意義，更看不出這篇文章有何重要背景。我不知道中國有幾個人能從姚的文章中能看出點「苗頭」來？

　　此後不久，姚文元的文章一炮打響，名聲大噪，引起轟動！使本來是史學界專家學者間的學術爭論問題慢慢演變為針對某些人的尖銳批判了，不是我輩所理解的那種文人間的筆墨官司。自然，姚文元亦隨之大紅大紫起來，爬到黨中央政治局委員、主管中央新聞部門的高位、權傾一時的「中央文革小組」的主要成員、再後來便是眾所周知的事了……別以為在紅牆裡工作的人什麼都會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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