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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五


  董必武詩中所說的「此日江南一例歡」,真切地反映了國民黨統治區許多進步人士的心情。在國民黨嚴密控制的上海,文化界、新聞界的很多進步人士和革命青年,不顧國民黨特務的盯梢與迫害,出席了中共駐上海辦事處為朱德祝壽而舉行的座談會,並在一塊紅緞上簽名留念。

  為朱德六十誕辰祝壽,成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為爭取中國的光明前途而舉行的一次動員。

  與此同時,在地球的另一端,一位著名的美國女作家——艾格妮絲·史沫特萊正在伏案撰寫《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用筆傾注她對中國革命、對朱德的敬愛之情。

  史沫特萊曾經在一九三七年初到延安。在那次採訪中,她打定主意寫一本朱德的傳記。她對朱德說:「我希望你把這一生的全部經歷講給我聽!」

  「『為什麼呢?』他驚訝地問道。我回答說:『因為你是一個農民。中國人中十個有八個是農民。而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個人向全世界談到自己的經歷。如果你把身世都告訴了我,也就是中國農民第一次開口了。』『我的生平只是中國農民和士兵生平的一小部分,』他說;『等一等,你各處走走,和別人見見面,再作決定吧!』」後來史沫特萊因病回到美國,但一直關切著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她渴望重回中國」,「希望恢復自一九三七年中斷的與朱德的談話」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四日,朱德致函史沫特萊說:「我們音信斷絕已經多年,現在終於有可能建立聯繫了。

  這種可能是由於美軍觀察組的到達才出現的。」又說:「此刻,我們特別懷念那些最早給我們以援助並在敵後為我們的軍隊和人民作出犧牲的美國人。在他們當中,我們經常談到你。」

  「我切盼在可能的情況下,你能重來中國住一段時間,以便瞭解我們的人民和軍隊在你離華期間所取得的成就和發生的許多變化。」

  信的最後說:雖然勝利在望,但是中國的反動勢力仍在負隅頑抗,有時甚至比過去更力頑固,更為殘暴。「他們的政策不但造成了人民的深重的災難,而且最終將造成他們自身的毀滅。而這裡,正象世界各地一樣,潮流是正朝著人民勝利的方向前進。」一九四五年底,朱德接到史沫特萊托董必武帶回的來信後,在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又覆信史沫特萊,說:「中國的和平民主事業,雖然遭到了中國反動派(在美國反動派的慫恿和合作下)的破壞,然而我和所有的同志都堅信這不過是暫時的現象。反動派的陰謀,雖然在表面上可能得逞于一時一地,但終將為中國人民的浩浩蕩蕩的大軍所擊敗。」「我很感激地瞭解到,你想花費一些精力寫我的生平。

  應當說,我的生平僅僅反映了中國農民的士兵生活的非常之少的一部分。是否值得你花費時間,我表示懷疑。由於你那樣地堅持著並已著手寫作,我也只能答應所求。」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也就是朱德六十壽辰到來的時候,史沫特萊又寫信給朱德:「我的親愛親愛的朋友朱德:我懷著極為沉重的心情寫這封信。由於內戰,您和您的全體同志都蒙受了極大的痛苦。我瞭解,我國應對這種痛苦負責。看來,表示傷心毫無用處,然而我必須這樣做。我不得不向您傾吐我沮喪的心情。

  你今年七月的來信我最近才收到,您囑我相信中國人民,您還指出您也相信美國人民。我已從您的來信中摘出一段,印在新年的賀年片上,寄發給所有為中國的勝利出過力的朋友們。」

  「現在我們所有的人都在盡最大努力為中國工作,但是日前在美國進行這一工作是很艱苦的。」從朱德同美國作家史沫特萊的往來函電中,可以看出,朱德和他所獻身的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已贏得世界上許多主持正義人們的尊敬、理解和支持。

  朱德不僅是屬￿中國的,也是屬￿世界的。

  儘管朱德得到人們由衷的敬愛,但他總是那樣謙遜。他說過:「我們切不可居功。群眾風起雲湧,烈士犧牲生命,如果有功,功是他們的。離開了群眾,我們什麼事也做不出來。比如說,我個人,中外人士都知道,好像我是三頭六臂,實際上,我只是廣大群眾事業與功績的代表中的一個而已。一定要記住,如果有功,功是黨的,是群眾的。」這樣的話,他講過多次。

  朱德剛剛度過六十壽辰,蔣介石、胡宗南部隊進犯陝甘寧邊區的步伐更加緊了。十二月十日,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號召邊區軍民:「從備戰動員轉入戰鬥動員,堅決粉碎蔣胡軍的進犯。」一九四七年元旦,朱德發表廣播詞,指出:「今年的一年,將是中國人民鬥爭形勢轉變的一年。」他提出一九四七年十大任務,頭一條就是:停止反動派的進攻,收復失地。

  二月一日,朱德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會上通過《迎接中國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朱德在會上發言說:現在到了快打出去的時候了,準備工作要做好,革命高潮的基礎仍然是土地革命。土地問題解決得愈徹底,我們勝利的把握愈大,內無後顧之憂,外有發展之途。去年最大的成績是土地改革,杏則戰爭的進行沒有那麼順利。東北能夠站穩腳跟,也是靠土改。我們打這麼大的仗,部隊有飯吃,就得靠土改。上改要一村一村地搞。你來打,我就打運動戰;你不來,我就搞土改。部隊打出去以後,除了打仗就要去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

  正象朱德預料的那樣,國民黨軍隊由於對解放區全面進攻的受挫,到一九四七年初不得不轉為重點進攻,將進攻矛頭集中指向山東和陝北。蔣介石在南京召見胡宗南,部署進犯陝北,企圖以攻佔延安,打擊中共中央首腦機關並消滅西北解放軍來鼓舞沮喪的士氣。三月,胡宗南等部以二十五萬兵力向陝北解放區大舉進犯。三月八日,延安各界召開保衛陝甘寧邊區、保衛延安戰鬥動員大會,朱德和周恩來、彭德懷等出席大會並講話。朱德說:「我們今天開動員大會,為什麼動員呢?國民黨蔣介石已把我們派出去的代表、和平談判的使節送回來了」。(指蔣介石要京、滬、渝衛戍警備機關限令留在上述三地的中共代表董必武、吳玉章等在三月五日前全部撤回)「蔣介石已經關死了和平的大門,要堅決打內戰下去,我們當然也只有打下去。」「胡宗南進犯延安,大家要動員起來,打垮他的進攻。打勝仗不是容易的事情,大家一條心,真正不怕死,就能打勝仗。」「民兵的戰法是一方面要打仗,消滅敵人,另一方面要堅壁清野,到處埋地雷,使敵人進來,一點東西找不到,只剩下空窯洞,他將進退不得」,「敵人就愈多愈會感到進退兩難,困也困個半死,大軍一到就更容易消滅它。」「正規軍有民兵,就會打得更好;民兵有了正規軍,也就愈打膽越大。這次我們決心要打勝仗,要在邊區裡面消滅胡宗南。」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軍委決定,組成西北野戰兵團,由彭德懷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率二萬六千兵力,將胡宗南部的大多數吸引在陝甘寧邊區給以打擊。這一天,朱德和劉少奇、任弼時率中共中央機關部分工作人員撤出延安,向瓦窯堡、清澗一帶轉移。二十日,在子長縣王家溝同於十八日晚和毛澤東一起撤離延安的周恩來會合。

  在中共中央撤出延安後的第七天,西北野戰兵團取得了青化砭戰役殲敵三千人的勝利。朱德得知這一捷報,興奮地來到子長縣好平溝的一座小廟看望從延安遷來的陝北新華廣播電臺,叮囑播音員,查清戰果後就要把青化砭大捷的消息播向全國。

  二十六日,毛澤東來到于長縣任家山,同先期到達這裡的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等會合。三天后,又轉移到清澗縣棗林溝。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這裡開會,討論中共機關是否留在陝北和領導人誰留下來的問題。中央書記處的幾位書記都表示願意留在陝北。經過激烈爭論,會議決定,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留在陝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工作,劉少奇、朱德等東渡黃河,前往華北,組成中央工作委員會,擔負中央委託的任務。

  三十一日,朱德和劉少奇從陝北綏德縣石嘴驛出發,東渡黃河。行前,朱德召集中央警衛團連以上幹部開會,叮囑說:「毛主席、黨中央的安全就交給你們了,這個任務很重大,也很艱巨。你們可要堅決勇敢,千萬不能出一點差錯,否則是無法補償的。」他指示要把身強力壯、有戰鬥經驗的幹部戰士留在陝北,保衛黨中央、毛主席的絕對安全。他還讓警衛員把自己的望遠鏡拿來,親手送給騎兵連長,說:「你們擔負著武裝偵察的任務,是中央的耳目,拿著它去發揮作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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