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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針鋒相對的鬥爭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正式宣佈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經過艱苦卓絕的八年浴血奮戰,終於迎來了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喜訊傳來,革命聖地延安一片歡騰,但是,隨著抗戰的勝利,蔣介石立刻把注意力轉到消滅中國共產黨和對付其他民主勢力方面來。朱德一面同延安軍民一起共享勝利的歡樂,一面高度警惕地注視著國內外的政治動向。

  在八年抗戰中,中國共產黨和它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一直在最困難的條件下堅持敵後抗戰,使華北、華中日偽軍的大部分處在它的四面包圍之中。因此,當日本外務省在八月十日通過中立國向中、蘇、美、英四國政府表示要求投降時起,朱德就以延安總部總司令名義在兩天內發佈七道命令,命令包圍日偽軍的各解放區人民軍隊,迅速行動,收繳敵偽武器,接受日偽軍投降,如遇到抗拒,應堅決消滅之;命令原東北軍將領呂正操所部、張學思所部、萬毅所部及冀熱遼邊區的人民軍隊迅速向東北進發。但是,企圖獨佔抗戰勝利果實的蔣介石,卻在八月十一日連下三道命令,一面要求解放區人民軍隊「就原地駐防待命」,不得向日偽軍「擅自行動」,一面命令國民黨軍隊「積極推進,勿稍鬆懈」,同時命令日偽軍「切實負責維持地方治安」,只准接受國民黨軍隊的收編。他還調動大批國民黨軍隊向華北、華中、華南各解放區逼進。國民黨發言人把朱德發佈的命令稱為「唐突和非法的行動」;國民黨高級將領何應欽、冷欣同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甯次約定,趁日軍尚未遣散之際利用日軍參與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作戰。內戰危險十分嚴重。

  面對著嚴峻的內戰危險,朱德按照中共中央的決策,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

  針對蔣介石不許解放區軍隊要求日軍投降的命令,朱德、彭德懷以延安總部正、副總司令名義在八月十三日致電蔣介石,指出這個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違背中華民族的民族利益,僅僅有利於日本侵略者及背叛祖國的漢奸們」,「這個命令你是下錯了,並且錯得很厲害。」八月十六日,朱德又以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名義致電蔣介石,提出六項制止內戰的主張並要求蔣介石公開收回他在十一日的錯誤命令。電報說:「在抗日戰爭將要勝利結束的時候,我提起你注意目前中國戰場上的這樣的事實,即在敵偽侵佔而為你所放棄的廣大淪陷地區中,違背你的意志,經過我們八年的苦戰,奪回了近百萬方公里的土地,解放了過一萬萬的人民,組織了過一百萬的正規部隊和二百二十多萬的民兵」,「建立了十九個大塊的解放區」,「我們至今猶打擊和包圍著侵華(東北不在內)日軍的69%和偽軍的95%。而你的政府和軍隊,卻一向採取袖手旁觀、坐待勝利、保存實力、準備內戰的方針,對於我們解放區及其軍隊,不僅不予承認,不予接濟,且更以九十四萬大軍包圍和進攻它們。」電報強調:「內戰危險空前嚴重」,制止內戰的辦法是:「凡被解放區軍隊所包圍的敵偽軍由解放區軍隊接受其投降,你的軍隊則接受被你的軍隊所包圍的敵偽軍的投降。這不但是一切戰爭的通例,尤其是為了避免內戰,必須如此。如果你不這樣做,勢將引起不良後果。關於這一點,我現在向你提出嚴重警告,請你不要等閒視之。」

  針對蔣、日、偽的暗中合流,朱德在八月十五日以中國解放區抗日軍總司令名義命令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甯次:「你應下令你所指揮下的一切部隊,停止一切軍事行動,聽候中國解放區八路軍、新四軍及華南抗日縱隊的命令,向我方投降,除被國民黨政府的軍隊所包圍的部分外」同日,朱德還向美、英、蘇三國政府發出說帖,闡述了中國解放區、淪陷區抗日武裝力量和廣大人民八年抗戰的實績,揭露國民黨政府「主要的是採取袖手旁觀、坐待勝利的方針,其軍隊的大部不打敵偽,退至大後方,保存實力,準備內戰」,請三國政府在處理日本投降問題時「注意目前中國戰場這樣的事實。」並向三國政府提出下列聲明和要求:

  「一、中國國民黨政府及其統帥部,在接受日偽投降與締結受降後的一切和條約時,不能代表中國解放區、中國淪陷區廣大人民及一切真正抗日的人民武裝力量。如協定及條約中,有涉及中國解放區、中國淪陷區一切真正抗日的人民武裝力量之處,而又未事先取得我們的同意時,我們將保留自己的發言權。

  二、中國解放區、中國淪陷區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裝力量,在延安總部指揮之下,有權根據波茨坦宣言條款及同盟國規定之受降辦法,接受被我軍所包圍之日偽軍隊的投降,收繳其武器資材,並負責實施同盟國在受降後之一切規定。

  三、中國解放區、中國淪陷區的廣大人民及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裝力量,應有權派遣自己的代表參加同盟國接受敵國的投降和處理敵國投降後的工作。

  四、中國解放區及其一切抗日武裝力量應有權選出自己的代表團,參加將來關於處理日本的和平會議及聯合國會議。

  五、為減少中國的內戰危險,請美利堅合眾國政府站在中美兩國人民的共同利益上。立即停止對中國國民黨政府之租借法案的繼續執行。如果國民黨政府發動對中國人民的全國規模的內戰(此種內戰危險,現己極其嚴重),請勿予國民黨政府以援助。」蔣介石對朱德提出的警告置若罔聞。但他的精銳部隊在抗戰期間大多退到西南和西北的大後方,一時來不及調運足夠的兵力到北方,內戰的準備尚未就緒,因而只好作出和平談判的姿態。八月十四日、二十日、二十三日,蔣介石連續三次致電延安,邀請毛澤東赴重慶「共同商討,事關國家大計。」

  這時,斯大林也致電中共中央,說中國應該走和平發展的道路,建議毛澤東去重慶同蔣談判,尋求維持國內和平的協議。

  八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在棗園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去重慶談判問題。儘管蔣介石主張和平談判只是一種姿態,但中國共產黨還是力爭能借此實現國內和平,從事國家建設。毛澤東在分析國內外形勢後指出有可能爭取在一段時間內出現國內和平的局面,我們現在的口號是和平、民主、團結,要學會在和平的條件下進行鬥爭,準備走曲折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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