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傳(138)_學達書庫

一三八

　　31.在複雜的環境中堅持抗戰

　　朱德這次回延安，正是國際國內風雲險惡、抗日戰爭十分艱苦的時候。

　　當時，國際法西斯勢力正十分猖撅。在歐洲，德國法西斯以閃電戰擊破英、法等國組成的聯軍，接連佔領歐洲許多國家。法同貝當政府已經投降，德國已準備對英國本上實行登陸作戰。在遠東，日本侵略者同德國法西斯遙相呼應，揚言要迅速解決「中國事變」。他們一方面發動湖北宜昌等戰役，並截斷中國西南的國際交通線，對重慶的國民黨政府施加更大的壓力；另一方面，對敵後抗日根據地連續不斷地進行「掃蕩」，力圖鞏固它的佔領區。

　　在如此嚴重的困難面前，中國抗日戰爭陣線中一部分人更加動搖，國民黨內出現一股妥協投降的暗流。蔣介石對抗日前途感到悲觀，妥協思想有所抬頭。

　　全國人民強烈要求打擊日本侵略者，擺脫抗戰困境，爭取時局好轉。

　　在中國共產黨內部，指導思想上仍存在著分歧。先後犯過「左」傾和右傾嚴重錯誤的王明，在六屆六中全會後留在延安，並沒有承認自己的錯誤。

　　就在朱德這次回延安前不久，王明又將他一九三一年所寫的鼓吹「左」傾教條主義的綱領性小冊子《兩條路線》改名力《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重新出版。朱德在黨內和軍內都有很高的威望。因此，儘管華北前線非常需要他，但中共中央還是決定朱德留在延安協助毛澤東工作。

　　作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和八路軍總司令，朱德留在延安自然仍協助分管軍事工作。這以後，從延安發出的重要軍事文電一般由軍委主席毛澤東、副主席朱德和軍委總政治部主任工稼祥三人署名。朱德離開前方後，八路軍日常工作由彭德懷主持。但八路軍總部發出的重要文電仍由他和彭德懷等共同署名。因此，有些由八路軍總部發出而有朱德共同署名的電報，收件人中又有「並報朱總」的字樣。此外，由於朱德還擔任著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的職務，因此，同國民黨軍事當局之間的文電，一般也由他和彭德懷兩人或由他們和葉挺、項英共同署名。

　　朱德回延安後還有一項任務：許多需要中共中央領導人出面的活動，往往由朱德擔負。這就減輕了毛澤東的工作負擔，使他能集中更多精力來研究重要間題。所以，朱德的兼職很多。據不完全統計，他在這一時期的兼職就有：籌備中共七大的軍事問題委員會負責人，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員會主任，軍事教育委員會和軍事學院負責人，整風學習高級軍事幹部學習組組長，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執行委員，中共中央政治工作委員會成員以至延安新體育會會長等。

　　由於抗日戰爭正面對著嚴重困難，如何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加強國內團結、戰勝困難、克服投降危險，便成為放在中國人民面前頭等重要的問題。其中，特別需要注意團結的是還保存著抗戰積極性的廣大中間勢力。這些中間勢力包括：國民黨中的多數黨員，中央軍中的多數軍官，多數的雜牌軍，中等資產階級，中小地主及開明紳士，上層小資產階級，各抗日小黨派。

　　五月二十九日，朱德向中共中央書記處報告華北磨擦問題時談到了這個問題，強調要繼續爭取中間力量，繼續堅持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他說，對中央軍，我們經常有人和他們來往。我們和衛立煌的關係很好，使他在國共兩黨的磨擦中保持中立。衛立煌表示要堅持進步。我們得到一個大的教訓，這就是爭取中間力量是非常重要的；對頑固勢力也要爭取，毛澤東很贊同朱德的意見，插話說：朱總報告說得很對，我們還要爭取中間勢力。對頑固派也要爭取與分化，就是打了他們也還要爭取他們。六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時局問題的會議上，朱德又說：目前我們要加強民族統一戰線的工作。不要把民族利益與階級利益對立起來。

　　地主、資本家一般也還有民族思想，不要把他們看成漢好。統戰工作做得好，地主願意把糧食供給我們；如果工作做得不好，他們會跑掉。當抗日戰爭跨入第四年時，中共中央發表了對時局的宣言，明確指出：「現在是中國空前投降危險與空前抗戰困難的時期，我們不應當隱蔽這種危險與困難，中國共產黨認為自己的責任是向全國提醒這種危險與困難。」《宣言》再次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為克服投降危險和戰勝困難而鬥爭；並要求必須取消現在存在著的「反共」、「限共」、「溶共」、「防共」、「制共」的政策，因為它己產生削弱抗戰力量、引起人心不安的嚴重結果。

　　同時，在黨內作出《中共中央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政策的決定》，提出全黨必須執行」的十六項政策，其中有一條重要的規定：八路軍、新四軍軍事力量的發展必須「限制在戰區與敵人後方及陝甘寧邊區二十三縣境內，而不向國民黨後方作任何可以引起衝突的行動」。同時也說明：在敵後，「必須繼續擴大與鞏固八路軍、新四軍及抗日遊擊隊」，「我們站在自衛立場上的鬥爭是不能停止的」，「過去的鬥爭也正是為著爭取團結。」這一切的目的都是為了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繼續團結抗日。

　　朱德這時在《新中華報》上發表了《為爭取抗戰最後勝利而奮鬥》一文，說明：「日寇速戰速決的企圖是早已失敗了，於是日寇便想用『以華制華』的方法，引誘中國上層地主資產階級投降來奴役我全中華民族；用『以戰養戰』的方法，將戰爭的負擔放在中國人民身上，來達到滅亡中國之目的。」

　　文章指出：由於一部分上層地主資產階級不願意進步，就形成今日新的投降妥協的嚴重危險，文章還總結了華北軍民三年來同日本侵略軍進行鬥爭的經驗，指出：「三年以來，在華北與人民呼吸相關的軍隊非但沒有被敵寇消滅，反而日益鞏固和壯大起來，非但沒有被削弱和疲憊，反而在鬥爭中鍛煉得更加堅強、更加英勇了！」「我們能取得這樣的成績，完全應當歸功於民眾，歸功於民主。」強調要繼續發動群眾，進行人民戰爭。這時，日本侵略軍急於「迅速處理支那事變」，「迅速摧毀敵人（指中國人民）繼續抗戰的企圖」，決心加強對中國的軍事壓力。他們把深入敵後堅持抗戰的八路軍和華北各抗日根據地視為腹心大患，在反復進行「掃蕩」的同時，竭力推行「治安強化」運動，對抗日根據地實行「囚籠政策」，企圖「以鐵路為柱，公路為鏈，碉堡為鎖」來扼殺敵後抗日根據地，消滅八路軍。因此，這時華北軍民同日本侵略軍的鬥爭焦點便是粉碎日軍的「囚籠政策」，開展大規模的交通破襲戰。

　　早在抗戰初期，朱德就曾指出：「交通對於現代化的軍隊，是一個決定勝負的要素」。「交通並非不可變的。可以修理，亦可以破壞和阻塞。因此我軍對於敵人的交通，要經常進行破壞，使敵人的交通由最便利的變為不便利的。」敵人的「囚籠政策」是企圖利用便利的交通條件，發揮他們現代化裝備的優勢，來消滅八路軍，蕩平敵後抗日根據地。為了保存敵後抗日根據地，堅持抗戰，交通破襲戰勢在必行。在朱德動身去洛陽談判前，他和彭德懷綜合敵軍在華北的活動情況，指出：敵軍近日「加強鐵道線軍事封鎖線及經濟封鎖」；「強化交通，增修道路」，「且於道側掘深、寬之溝，此不特妨害軍事；且妨害根據地之經濟流通」。因此，他們下達了破壞敵方主要交通幹線的命令，規定從四月十日起開始動作，並向毛澤東等人作了報告。在華北交通線中，正大鐵路占著十分重要的地位。當時，平綏鐵路到同蒲鐵路還不能通車，石家莊到德州的鐵路也遠未修通。因此，日本侵略者把正大鐵路看成是連接山西和河北的重要交通命脈。八路軍的交通破襲戰，也把重點放在破壞正大鐵路上。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