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傳(107)_學達書庫

一〇七

　　24.率領二、四方面軍北上

　　紅四方面軍南下後，同北上的黨中央、紅一方面軍仍保持著電報聯繫。

　　一方面軍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完成長征、到達陝北，同紅十五軍團勝利會師；十一月取得直羅鎮戰役的勝利；隨著日本侵略勢力向華北迅速擴展，民族危機急遽深化和國內階級關係發生新的變動，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會議確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這些消息，都使處在困境中的朱德受到鼓舞，增強了他的鬥爭信心。

　　毛澤東到陝北後不久，曾在一次幹部會上說：我和同志們都惦念著還在四方面軍的朱總司令、劉伯承參謀長。我們也都在惦念著四方面軍的同志們和五、九軍團的同志們，相信他們是贊成北上抗日這一正確方針的，總有一天，他們會沿著我們北上的道路，穿過草地，北上陝甘，出臘子口與我們會合，站在抗日的最前線的，也許在明年這個時候。這番充滿深情、信賴和期待的話，同朱德的心是相通的。

　　一九三五年歲末，也就是十二月三十日晚八時，朱德致電毛澤東、彭德懷等，提出：「我處與一、三軍團應取密切聯繫，實萬分需要，尤其對敵與互通情報，即時建立」，並介紹了四方面軍掌握的敵人調動情況，最後說：「你處敵情近況望告」。一、四方面軍分離後，紅軍總部的通訊聯絡機構被張國燾控制著，這是朱德第一次以個人署名發給黨中央的電報。毛澤東接電後十分興奮，立刻親自起草一份長電，在一九三六年元旦直接複給朱德，一開頭說：「本應交換情報，但對反黨而接受敵人宣傳之分子實不放心，今接來電，當就所知隨時電告。」接著，就將中央紅軍到陝北後的各方面情況和他所瞭解的國內國際時局動向，盡可能詳盡地作了通報。

　　然而，要把兩支革命力量再彙聚到一起，關鍵問題是要排除張國燾分裂主義的障礙，這是朱德必須承擔的歷史重任。

　　徐向前回憶道：

　　「張國燾雖掛起了分裂黨的偽中央招牌，但一直不敢對外公開宣佈」，「朱德同志堅決反對另立『中央』，對張國燾也起了有力的制約作用。朱德總司令在党和紅軍中的巨大聲望，人所共知。也只有他，才能同張國燾平起平坐，使張不敢為所欲為。自從張國燾另立『中央』起，朱德同志就和他唱對臺戲。他同張國燾的鬥爭，絕不像『左』傾教條主義者那樣，牙齒露得越長越好，而是心平氣和，以理服人，一隻手講鬥爭，一隻手講團結。我去紅軍總部彙報時，曾不止一次見過他同張國燾談論另立『中央』的問題。他總是耐心規勸張國燾，說你這個『中央』不是中央，你要服從黨中央的領導，不能另起爐灶，鬧獨立性。張國燾就勸朱德同志出面，幫他做黨中央的工作，要中央承認他的『中央』是合法的，是全黨的唯一領導。倆人的意見，針鋒相對，誰也說不服誰，但又不妨礙商量其他軍事行動問題。張國燾理不直，氣不壯，矮一截子，拿朱老總沒辦法。朱總司令的地位和份量，張國燾是掂量過的。沒有朱德的支持，他的『中央』也好，『軍委』也好，都成不了氣候。張國燾是個老機會主義者，沒有一定的原則，沒有一定的方向。辦起事來，忽『左』忽右。前腳邁出一步，後腳跟說不定就打哆嗦。朱總司令看透了他，一直在警告他，開導他，制約他。因而張國燾心裡老是打鼓，不敢走得更遠」。

　　張國燾在回憶錄中也承認，「顧到朱德所說留下轉圜餘地的意見」，不敢把事情做絕。

　　「轉圜」的時機終於到來。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張浩（即林育英，他是在這年十一月回到陝北的）從陝北致電張國燾，說明「共產國際派我來解決一、四方面軍問題」，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又來電說：「共產國際完全同意中國黨中央的政治路線」，認為「中央紅軍的萬里長征是勝利了」。來電沒有承認張國煮自立的「中央」，而要他成立西南局，「對中央原則上的爭論可提交國際解決」。這對張國燾不啻當頭一棒。當時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共產國際的態度對張國燾不能不有很大的約束作用，一些曾跟張國燾跑的人也表示要服從共產國際的決定，張國燾成了「孤家寡人」，不得不表示「急謀黨內統一」。朱德和劉伯承等趁機做工作，要他取消自立的「中央」，服從黨中央的領導。張國燾進退兩難，在一月二十七日致電陝北，要求黨中央「和此間同時改為西北局和西南局」，中央回電拒絕了這種無理要求，但作為過渡辦法，同意西南局直屬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領導，暫時同陝北黨中央發生橫的關係。二十八日，朱德、張國燾致電林育英轉國際代表團：「目前為一致對敵，奪取戰爭勝利，應有統一戰略方針，方不致有利於敵。」從這時起，朱德在同張國燾的鬥爭中取得了主動的地位，他在軍中的處境也有了明顯的改善。

　　二月初，戰局對四方面軍發生更不利的變化。國民黨以薛嶽等部六、七個師和川軍主力，向天全、蘆山地區大舉進攻。經過一周激戰，紅軍被迫撤出天全、蘆山。朱德率紅軍總部從蘆山任家壩轉移到寶興靈關。在戰局日益嚴重的情況下，「徐總不斷向朱總司令彙報敵情及我軍情況，亦提出建議：紅軍不能再繼續與敵人長期相持拼消耗了，而應迅速撤離川西，到夾金山以西休整，然後北上與一方面軍會師」。他們的想法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一起提出放棄建立川康邊根據地的計劃，主動撤離寶興、丹巴、懋功地區，轉移到康定、爐霍、道孚一帶休整部隊，準備北上。

　　正在這時，又接到中央來電，說明「育弟（指張浩）動身時，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紅軍可向西北及北方發展，並不反對靠近蘇聯」，並就紅四方面軍的戰略行動方針提出三個方案：一為北上陝甘，二為就地發展，三為南下轉戰，指出第一個方案是上策，如何實行，由四方面軍視敵情、地形條件而定。朱德和劉伯承、徐向前、陳昌浩等都贊同第一個方案，張國燾因南下碰壁，又見斯大林同意主力紅軍靠近蘇聯，也就順水推舟，同意了北上的方案。

　　二月中、下旬，四方面軍陸續撤離天全、蘆山、寶興地區，經達維、懋功、丹巴，向康北地區的道孚、爐霍、甘孜進軍。前進路上，首先要翻過位於寶興和懋功之間的三千多米高的夾金山。翻越這座雪山，對四方面軍來說，是第二次，對朱德和原一方面軍的部隊來說已是第三次了。前兩次翻山是在夏、秋季，這次卻在隆冬時節，當地有「正二三、雪封山，鳥兒飛不過，神仙也不攀」的歌謠。然而，五十歲的朱德率領紅軍不僅第三次征服了這座雪山，而且在向道孚進軍中，又翻越了「萬年雪山」黨嶺山。

　　党嶺山是紅軍長征途中遇到的最大的雪山，海拔五千多米高，終年雪漫冰封，空氣稀薄，氣溫低至攝氏零下三四十度，風暴不時驟起，雪崩如雷。

　　當地藏族人把它奉為「神山」，在隆冬時節更沒有翻越的先例。朱德卻率領著腳踏草鞋、身著單衣的紅軍向著它挺進了。

　　部隊迎著風雪，向直插雲天的陡峭冰峰攀登。越往上，路越陡越滑，空氣越稀薄，越覺得喘不過氣，頭暈腦漲，四肢無力。到山頂時已是中午，但太陽完全被遮住，加上風雪彌漫。就像傍晚一樣昏暗。接著便是漫漫長夜，狂風雪浪一陣陣襲來，多少戰士被暴風雪吞噬。但幾萬紅軍依然相互攙扶著越過了這座雪山。徐向前回憶說：「翻越大雪山党嶺時，我們為保證他（朱德）的安全，令部隊給他備好坐騎、擔架，他都讓給傷病員用，自己堅持步行。夜晚宿營在半山腰，凍得無法睡覺，就給大家講故事，話革命，鼓舞同志們戰勝風暴雪山，勝利實現北上計劃」。

　　翻過黨嶺山後，紅軍在三月一日占道孚，十五日克爐霍。到四月初，控制了東起丹巴，西至甘孜，南達瞻化（現新龍）、泰甯，北連草原的大片地區。朱德率領紅軍總部駐在爐霍。

　　康北是以藏民為主的藏漢雜居地區，是一片平均海拔三千米以上的高原，地域遼闊，但氣候寒冷，人煙稀少，物產貧瘠，對部隊的生存發展都極不利。紅四方面軍原來不打算在這一帶久留，只想在籌集必要的糧物後即刻北上，這時，紅二、六軍團北上的消息傳來。為了策應他們北進，紅四方面軍改變原有計劃，決定在這一地區停留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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