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傳(64)_學達書庫

六四

　　五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環境下召開全國紅軍代表會議。會議決定把各地主力紅軍分別編成軍團，開始實行由遊擊戰爭向正規戰爭的轉變，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和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央執行委員會，又在上海召開全國蘇維埃區域第一次代表大會，討論全國的蘇維埃政權的建設等問題。朱德沒有參加這次會議，但被選為大會名譽主席之一。李立三主持這次會議，在會上致開幕同並作政治報告。這兩個會議，雖對紅軍和蘇維埃區域的建設和發展在某些方面有積極意義，但由於這兩個會議是在李立三的「左」的指導思想急遂發展的情況下召開的，所以，它的基調明顯地反映出這種「左」的錯誤。全國紅軍代表會議提出「紅軍革命的戰爭只有進攻，無所謂退守」。否定朱德、毛澤東從實踐中總結出來並行之有效的「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迫」的遊擊戰爭十六字訣，說這些經驗「一般不適用」。並提出「要糾正上山主義、邊境割據的殘餘」。在中華蘇維埃區域第一次代表大會上通過的《目前革命形勢與蘇維埃區域的政治任務》決議案中，把過去的遊擊戰爭指責為「農民錯誤意識的反映」。強調指出：「目前紅軍的戰略，是堅決進攻，以消滅敵人的主力，向著主要城市與交通要道發展。過去的不打硬仗，避免與敵人主力衝突，分散遊擊等的遊擊戰術，已經與目前的形勢和任務不相合了，必須堅決地糾正過來。」這兩個會議結束不久，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李立三主持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這樣，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盲動主義錯誤在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取得了統治地位。

　　這個決議在分析形勢時，武斷地認為：「中國新的革命高潮已經逼近到我們的前面了。」在這種形勢下，準備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建立全國革命政權，己「成為黨目前戰略的總方針」。決議批評朱德、毛澤東所堅持的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正確道路，「是一種極錯誤的觀念」。要求猛烈地擴大紅軍。紅軍要堅決進攻打擊敵人的主力，向主要城市與交通要道發展，根本改變過去的遊擊戰術。而且要同主要城市的武裝暴動相配合，奪取政權，建立全國革命政權。「過去的遊擊戰術已經與這一路線絕對不相容，必須根本的改變過來。」在決議中，還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決議最後強調說：「執行這一總路線的最大的障礙，便是與這一總路線絕不相容的右傾觀念。黨必須堅決的與各方面的一切動搖的右傾觀念，特別是尾巴主義的傾向鬥爭，是執行這一總路線的前提。」不久，李立三又主持制定了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總暴動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準備「會師武漢」，「飲馬長江」。還將黨、團、工會的各級領導機關合併為行動委員會，準備武裝起義。李立三的「左」傾盲動主義錯誤發展得更加完備。這次「左」傾錯誤在黨內統治的時間雖然只有三個多月，但這種單憑主觀願望或想像、嚴重脫離實際的錯誤指導，使党和紅軍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由於遠處上海的中共中央同各地紅軍和蘇區之間的交通十分困難，中共中央的「左」傾錯誤指導沒有能立刻對紅四軍產生影響。六月間，朱德、毛澤東率領紅四軍進入閩西後，利用戰爭間歇時間，從六月十二日開始在長汀縣的南陽（今屬上杭縣），舉行中共紅四軍前委和閩西特委聯席會議。會議在十九日又移至長汀縣城進行，到二十二日結束，對閩西土地革命的分田政策、紅軍的整編和行動方針以及政治工作等問題作出了決議。六月十五日，正當朱德、毛澤東在南陽開會的時候，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發出一封信。信中一開頭就嚴厲地指責說：「中央過去曾經屢次把新的路線傳遞給你們，寫了幾次信，同時又委託蔡申熙同志口頭傳遞……可是這一個路線，直到現在你們還完全沒有懂得，還是在固執你們過去的路線。」「你們固執過去的路線，主要的原因是你們沒有瞭解整個革命形勢的轉變。」又說：「現在紅軍的任務，不是隱於農村中作遊擊戰爭，它應當積極進攻，爭取全國革命的勝利，並且應當準備大規模的國內戰爭以及與帝國主義的戰爭」。「你們在今天還固執過去的路線，完全是錯誤了！因為革命形勢已經轉變。」「你們現在完全反映著農民意識，在政治上表現出來機會主義的錯誤。」「你們應當深刻的瞭解自己的錯誤，按照中央的指示轉變你們今後的路線。」「中央新的路線到達四軍後，前委須堅決按照這個新的路線轉變」。信的最後發出警告：「如果前委有誰不同意的，應即來中央解決。」中共中央的這封信，紅四軍前委到十月份才收到。這封信中談到的問題，充分反映出朱德、毛澤東和紅四軍前委同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之間的嚴重分歧。六月二十一日，較早受中共中央委派的塗振農，由上海來到長停這時，紅四軍前委和閩西特委正在長汀縣城繼續舉行聯席會議。塗振農在聯席會議上作了兩天報告，傳達李立三的許多「左」傾冒險主義部署和中央關於整編紅軍的決定，並嚴格督促執行。在這種情況下，聯席會議不得不表示原則上接受中央的指示，並通過接受中央指示的決議。

　　根據中央指示，聯席會議決定將紅四軍、紅六軍（後改稱紅三軍）和紅十二軍合編為第一路軍（後改稱第一軍團），共兩萬多人，由朱德任總指揮，毛澤東任政治委員。不久，又將閩西、贛南和贛西南的紅二十軍和紅三十五軍等地方部隊，歸屬紅一軍團建制。會議還根據中央指示，把原來決定向贛東遊擊、進攻撫州的計劃，改變為集中力量，積極進攻，準備奪取九江、南昌。

　　聯席會議雖然原則上接受了中央的指示，但朱德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根據自己多年的實踐經驗，對中央這個嚴重脫離實際的決定抱有懷疑，認為把地方部隊也編入正規部隊，離開蘇區去進攻中心城市，「蘇區就毫無防衛力量，門戶洞開，任憑佔領，紅軍因此也就丟失了革命根據地。」另一方面，對中央的指示他又不能不執行，一九三七年，朱德同美國作家史沫特萊談到過自己當時的矛盾心情：「毛澤東和我對於整個方案都表示懷疑，但是我們久居山區多年，能夠得到的有關國內和國際局勢的情報很不全面。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得不接受我們中央委員會的分析，……中央委員會認為全國已經處在總起義的前夕，我們只好接受。」他又說：「就我們所知，我們的部隊以及其他紅軍部隊力量既弱，裝備又不好。即或我們能夠攻佔幾座工業城市，即或有些產業工人參加戰鬥，但能否堅守城市的確是大可懷疑的。」「除了毛澤東和我之外，很少有人反對李立三路線。我們別無選擇，只有接受。」儘管如此，朱德、毛澤東在執行中央指示的實踐過程中，始終堅持從實際情況出發，靈活處理，盡力避免使紅軍遭受大的損失。

　　六月二十二日，朱德、毛澤東向第一路軍發出由閩西出發向江西廣昌集中的命令。命令指出：「本路軍有配合江西工農群眾奪取九江、南昌以建設江西政權之任務，擬於七月五日以前全路軍開赴廣昌集中。」這個命令既傳達了中央關於進攻九江、南昌的指示，又留有餘地，沒有對奪取九江、南昌作出具體部署。朱德。毛澤東經過慎重考慮，還決定將紅二十軍和紅三十五軍仍留在閩西和贛南蘇區堅持鬥爭，保衛閩西和贛南革命根據地。這是具有遠見的決策。否則，閩西和贛南革命根據地將會因缺乏防衛力量被敵人輕易攻佔而導致嚴重後果。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