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傳(58)_學達書庫

五八

　　召開這次會議的本意，是想解決「七大」所沒有解決的一些爭論問題。但是，由於前委領導不健全（陳毅已去上海向中央報告工作尚未回來，毛澤東在閩西特委所在地蚊洋養病），會議又沒有做好必要的準備，在事前不能拿出一個意見，就讓大家討論。結果，會議開了三夭，七嘴八舌，毫無結果。這時，大家都感到毛澤東離開後「全軍政治上失掉了領導的中心」，便聯名寫信請毛澤東回來主持前委工作，朱德也表示歡迎毛澤東回前委工作。但毛澤東沒有回到前委。

　　正在這時，廣東的政治局勢又發生重大的動盪。九月十六日，張發奎在湖北宜昌通電響應汪精衛的反蔣活動，率部南下，試圖配合廣西俞作柏部進攻廣東。十天后，廣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在南寧就任「護党救國軍總司令」，通電反蔣，同擁蔣的廣東軍閥陳濟棠開戰。有著長期革命歷史的廣東東江地區的農村遊擊戰爭重新活躍起來。中共中央鑒於時局的變化，在九月二十八日寫信給紅四軍前委，要求他們利用兩廣軍閥混戰的有利時機南下，同時也估計到局勢發展有幾種可能性，允許他們可以根據情況靈活地採取行動：「在軍閥戰爭開始爆發之際，紅軍應以全部力量到韓江上游閩、粵邊境遊擊，以發動群眾。至兩廣軍閥混戰爆發東江空虛時，紅軍可進至梅縣、豐順、五華、興寧一帶遊擊，發動廣大群眾鬥爭，並幫助東江各赤色區域的擴大，相機圍繳敵軍槍械，集中東江各縣赤衛隊建立紅軍。」「如軍閥戰爭結束較快或蔣系軍隊得勝時，紅軍仍留粵、閩、贛邊界一帶遊擊，以發動群眾。」但福建省委在十月六日給閩西特委轉給紅四軍前委的信中卻只提出全軍開往東江的要求：「當此兩廣軍閥混戰爆發，廣東西北江風雲緊迫，東江防地較弱，同時東江豐順、大埔、五華、興寧、海陸豐等地廣大工農群眾起來作劇烈的鬥爭時，省委同意中央對前委的指示，朱毛紅軍全部立即開到東江，幫助東江廣大群眾的鬥爭。」「開往東江並不是放棄閩西，反是，要擴大我們的工作到東江來，與閩西互相呼應，取得很好的聯絡，使閩西、東江連成一片。」「四軍開往東江的路線是應當加緊向梅縣、大埔、豐順、興甯，五華前進，與海陸豐聯絡起來。」並主張「在這次鬥爭中要儘量擴大紅四軍本身的力量，充實本身的基礎，同時要幫助東江群眾建立並擴大群眾的武裝組織。」省委還派謝漢秋前去巡視工作。

　　朱德對進軍廣東原來是一直持慎重態度的。這年四月十五日，東江特委曾給紅四軍寫信，提出東江反動軍隊因蔣桂混戰而調走一部分，計劃發動東江暴動，但又覺得自己力量不足，要求紅四軍前往幫助。朱德在五月三日給他們寫了回信，說：反動軍隊因蔣桂混戰而調走一部分，這是各地皆同的現象。「東江目前宜用遊擊戰爭去發動群眾鬥爭」，不要「輕易去攻打城市」和「忙著公開幹起來」。他又說：江西反動勢力在全國是比較弱的，黨組織有普遍發展的趨勢，群眾基礎也比較好。因此，「紅四軍在贛南工作緊急，不能分兵遠征，因為分了兵，力量就不好了，每易被敵人各個擊破。我們希望你們不要把我們力量估計得太大。」但這次福建省委說是中央要求紅四軍全部開到東江去，而且兩廣軍閥混戰的爆發看起來似乎確是一個機會。

　　這樣，他們雖仍覺得自己的力量不足，但還是遵照執行了。

　　十月十三日，福建省委派來巡視的謝漢秋抵達上杭。紅四軍前委決定：「立即調三個縱隊向潮梅佈置遊擊，准於十月二十日集中粵邊，十月二十一日以後，進攻蕉嶺，佔領蕉嶺後，仍用遊擊戰爭發動群眾起來鬥爭推進，與閩西確取聯絡，留一個縱隊（第四縱隊）紅軍在閩西堅持遊擊戰爭。」前委將這一決定報告了中央。並提出由於陳毅去中央未返回四軍，而毛澤東又久病未愈，「尚不能行走，此次去東江，尚不能出發」，紅四軍領導力量單薄，希望中央派「粵省委、東委重要同志來指示我們的工作。」從十月十五日開始，紅四軍第一、二、三縱隊依照前委的命令，分別向閩粵邊境出擊，第四縱隊留在閩西堅持遊擊戰爭。

　　國民黨在廣東的軍事力量，比閩西和贛南要強大得多。紅四軍剛進入粵東，有著較強戰鬥力的粵軍第七旅陳維遠部就從潮汕開往韓江上游堵截。紅軍在廣東的第一仗就遭受嚴重的挫折。十月二十日，前委由上杭抵武平象洞後，獲悉劉安恭指揮的第二縱隊在進攻廣東大埔的虎市時「過於輕敵（前委沒有指示他們去做，這一行動並且影響到整個工作計劃）」，「是役犧牲了司令官劉安恭及其他重要官長二三人、士兵二十余人，傷數十人，為四軍人閩以來未有之損失。」在失利的情況下，紅四軍改變原有計劃，轉攻梅縣鬆口。這時，粵軍陳維遠部一個團已搶先佔領了鬆口，紅軍不得不取道蕉嶺，轉平順、五華，以便引誘粵軍到赤色區域內加以消滅。

　　十月二十二日，陳毅從上海經香港到達廣東梅縣的松源，回到前委機關。

　　陳毅帶來了在周恩來主持下、由陳毅起草的《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即中央「九月來信」）。周恩來對紅軍第七次代表大會和前委擴大會議在處置紅四軍領導內部分歧問題時的缺點提出了四點批評：第一，紅軍生長於敵人肉搏中的，他的精神主要的應是對付敵人。前委沒有引導群眾對外鬥爭，自己不提辦法，而將間題交下級討論，客觀上有放任內部鬥爭、關門鬧糾紛的精神。第二，沒有從政治上指出正確路線，使同志們得到一個政治領導來判斷誰是誰非，只是在組織上來回答一些個人問題；第三，這次擴大會議、代表會議的辦法，是削弱了前委的權力；第四，對朱、毛問題沒有顧及他們在政治上責任的重要，公開擺到群眾中，沒有指導的任意批評，而一般同志的批評大半又是一些唯心地推測，這樣不但不能解決糾紛，而且有使糾紛加重，並且指出：朱、毛兩人仍留前委工作，毛澤東仍任前委書記，並須使紅四軍全體同志瞭解並接受。在中央「九月來信」中，對當時政治形勢的分析、紅軍的任務、紅軍中糾正一切不正確的傾向、加強党對紅軍的領導等問題都作了重要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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