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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


  中國共產黨人同范石生的統一戰線關係早已建立。還在一九二六年範部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六軍時,周恩來就通過黃埔軍校的政治教官雲南人王懋庭(又名王德三),將在廣州的雲南籍共產黨人趙貫一(趙薪傳)、王振甲(王西平)、韋濟光、夏崇先、馬季唐、饒繼昌、李靜安、向鎮弼以及廣西人餘少傑等派入范部,建立了黨組織,組成第十六軍政治部。他們分別擔任秘書、科長、股長及下屬部隊的黨代表(國民黨的黨代表)。「四·一二」政變後,范石生對蔣介石的「清黨」命令陽奉陰違,擱置不理。所以,在第十六軍裡一直保存著共產黨的組織。朱德後來說:「南昌起義前,駐在湖南的范石生第十六軍同我們黨保持著統一戰線關係,該軍內仍然有我們黨的組織,范石生也有同我們聯合一起進入廣東之意。南昌起義後,部隊南下時,周恩來同志就給我們寫了組織介紹信,以備可能同范石生部發生聯繫時用。」朱德給范石生的信發出去後約半個月,範派人送來了覆信:「春城一別,匆勿數載。兄懷救國救民大志,遠渡重洋,尋求興邦救國之道。而南昌一舉,世人矚目,弟感佩良深,今雖暫處逆境之中,然中原逐鹿,各方崛起,鹿死誰手,仍未可知。來信所論諸點,愚意可行,弟當勉為為助。兄若再起東山,則來日前途不可量矣!弟今寄人籬下,終非久計,正欲與兄共商良策,以謀自立自強。希即在駕汝城,到日唯(注:第十六軍四十七師師長曾日唯)處一晤。專此恭候。」朱德向陳毅介紹了范石生的情況,又分析了當時的形勢,認為同范石生的合作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這樣做,有利於隱蔽目標,積蓄力量,待機發展。朱德又向全體共產黨員講明同范石生合作的意義和目的。大家經過熱烈討論,統一了認識,同意在原建制不變、保證組織上獨立、政治上自主、軍事上自由的前提下同范石生合作。

  十一月二十日,朱德受黨組織的委託,帶著教導隊從崇義的上堡出發,去汝城同曾曰唯談判。在途經汝城縣壕頭圩時,還有過一次驚險的遭遇:他們住在一個祠堂裡,半夜間突然被土匪何其朗部包圍。土匪沖進祠堂,問朱德:「你是什麼人?」朱德說:「我是夥伕頭。」土匪又問,「你們的司令在哪裡?」朱德指著後面的房子說:「住在那邊。」由於朱德穿著簡樸,同士兵沒有什麼區別,土匪信了,就往後去。朱德從窗戶裡跳出,脫離了危險。

  到汝城後,同曾曰唯進行了兩天的談判。在談判中,朱德提出三個條件:「我們是共產黨的隊伍,黨什麼時候調我們走,我們就什麼時候走;給我們的物資補充,完全由我們支配;我們內部組織和訓練工作等,完全照我們的決定辦,他不得進行干涉。」最後,雙方達成協議:一,同意朱德提出的部隊編制、組織不變,要走隨時可走的原則;二,起義軍改用第十六軍四十六師一四〇團的番號,朱德化名王楷,任四十六師副師長兼一四〇團團長(不久,范又委任朱為第十六軍總參議);三,按一個團的編制,先發一個月的薪餉,並立即發放彈藥和被服。後來,一九二八年六月,杜修經給湖南省委的報告中也寫道:「在受編的時候,朱德向范石生他們表示,大意:我們是共產黨的軍隊,我們黨有命令要我們怎樣時,我們還是怎樣,他們意承了。」對這些協議,范石生是認真執行了的。朱德說:「他接濟我們十萬發子彈,我們的力量又增強了,他還一個月接濟萬把塊錢、醫生、西藥、被單……在紅軍的發展上來講,范石生是值得我們讚揚的。」當時在范石生身邊的嚴中英回憶道:「範對我說:『這支部隊現在還穿著單衣短褲,沒有蓋的。

  天氣這樣冷,就得先把棉服軍毯運去。』我從側面瞭解,範對這部紅軍是按照一個團的軍需物品和糧餉等予以補充的。後來朱總司令把部隊帶過十六軍的駐地時,我看到戰士們穿著新發的棉衣,在制服裝備方面,與範軍沒有什麼區別;但在精神上態度上,卻與國民黨的部隊截然不同,尤其引起我注意的是,在隊伍中分不出誰是官,誰是兵,大家說說笑笑,親如家人,我見了感到新奇。」隨後,陳毅、王爾琢帶著部隊開到汝城西北方向的資興。在資興時,又從范石生那裡領了五六十萬發子彈。

  這段時間內,朱德以第十六軍總參議的名義,不時到軍司令部與范石生會晤,談笑風生。他們有時講到過去在昆明翠湖之濱一堂相聚的歲月,有時又講到現時中國革命的前途,處得很融洽。

  朱德在党的活動分子會上講到同范石生合作的意義時,說過:「范石生之所以與我們達成協議,實現聯合,是想擴充隊伍,壯大實力,同蔣介石以及其他軍閥對抗。我們這樣做,是為了與范部建立統一戰線,以他為掩護,隱蔽目標,積蓄與發展力量,絕不是放棄原則,順從他人,也絕不能束縛住自己的手腳,我們應該獨立自主地進行活動。」大家一致擁護這一決定。

  十二月間,這支部隊又從資興南下,進入粵北,移駐韶關西北三十裡的犁鋪頭,他們這次開往廣東,原來是按廣東省委指示去支援廣州起義。但到粵北時,廣州起義已失敗了,就在犁鋪頭進行休整。朱德找來教導大隊隊長李奇中,對他說:「就現在情況看來,我們像現在這樣安定的機會不多,敵人總要打我們,我們總是要打仗的。可是以後打什麼樣的仗,仗怎麼打,大家並不瞭解,我們要抓緊一切機會來訓練部隊,讓他們經常學到新的作戰知識才行。」在訓練時,朱德自己講課,他要求部隊拋棄舊的隊形,改為梯次配備的疏開隊形,以減少密集隊伍受到敵火力的殺傷;要求指揮員重視對敵情的搜索和偵察,不摸清敵人情況不動手;要求士兵除熟悉手中武器外,一定要做到不靠近敵人不開槍,打不中不開槍。他反復強調:「一定要讓每個同志牢牢地記住,我們人少槍少,不能和敵人硬拼。我們要瞅住敵人的弱點,我們要注意避實就虛的遊擊戰術。」他們無論在駐防或行軍時,照樣打擊當地的土豪勢力,有時還處決一些民憤很大的地主惡霸。范石生聽到有人向他報告,但從沒有過問和制止過。

  一九二八年初,蔣介石發覺南昌起義軍餘部隱蔽在范石生部隊裡,立即下令要范石生解除起義軍的武裝,逮捕朱德。同時,方鼎英部從湖南進入粵北,監視起義軍和范石生的動向。范石生接到蔣介石的密電後,不忘舊誼,信守協議,立刻寫信派秘書楊昌齡前往犁鋪頭,告訴朱德,勸他立刻離去,還送來一萬塊錢。他在給朱德的信上說:「『孰能一之?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最後勝利是你們的,現在我是愛莫能助。」

  在這萬分緊急的情況下,朱德必須立即率部脫離險境。他最初準備按照廣東省委的意見,去東江同廣州起義的餘部匯合。但部隊剛到達仁化,突然發現國民黨第十三軍的部隊正沿偵水開往仁化東面的南雄,切斷了起義軍前往東江的去路。朱德當機立斷地決定,在收集廣州起義的一部分失散人員後,折向湘南,去實現他醞釀已久的湘南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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