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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


  似乎一切都煙消雲散了。

  人生如同登山,時而懸崖絕壁,時而峰迴路轉,時而山窮水盡,時而柳暗花明。

  王組長把話題一轉,對袁隆平說:

  「袁老師,我想向你請教一個問題,你說那個孟德爾一摩爾根學說是怎麼一回事?」

  這個問題在這個時問提出來,使袁隆平感到茫然。但是,他還是心平氣和地回答了王組長的提問,他說:

  「說請教我可不敢當,那我就簡單地把孟德爾一摩爾根的遺傳學說介紹一下吧——

  「孟德爾是19世紀初的奧地利人,摩爾根是20世紀初的美國人。他們是當今世界經典遺傳學的奠基者和創新發展者。蘇聯學術界曾批判他們的學說是資產階級反動學說,但自從蘇聯偽科學家李森科的罪行暴露以後,世界遺傳學界已經沒有人再懷疑他們的學說了。我國1956年制定的發展科學技術12年規劃,也把他們的學說研究列入了幾個發展項目之中。

  「其實,他們兩個也不是什麼反動資產階級。孟德爾曾經是一個修道士,小時候家裡很窮,讀不起書,沒受過正規教育,而是自學成才,他的遺傳學研究還是他在修道院當園丁時,利用業餘時間搞成的。

  「還有美國那位摩爾根,頂多算個中產階級。

  「總之,他們二人都是世界級的著名學者。科學是不分國界的,更何況還是自然科學。所以,我認為把『資產階級反動學說』的帽子戴在他們頭上有些勉強。」

  袁隆平就是袁隆平,無論遇上什麼情況,他總是直抒己見,與人坦誠相見。

  這位王組長畢竟是黔陽地委機關的處長,他對袁隆平的一席話表示理解,他說:「這麼說,孟德爾一摩爾根的學說,只是一種遺傳學的科學理論而已,今後還是可以研究的嘛,怎麼能把研究他們學說的人批判為宣揚反動資產階級學說呢,真是亂彈琴!」接著,王組長把話題一轉,說:

  「袁老師,今天叫你來,是請你幫我選一塊好一些的試驗田搞晚稻,既要抓革命,也要促生產嘛!」他問,

  「你們教師的試驗田哪一塊好?」

  「大壟3號最好。」袁隆平回答說。

  「歸哪個老師管?」 「歸龍振忠老師管。」

  「噢,是個『摘帽右派』,不要,不要!還有哪塊田較好?」

  「那就數大壟4號了。」

  「那大壟4號歸哪位老師管?」

  「歸曹延科老師管。」 「他是個『中右』,不要,不要!再找一塊吧!」

  他又問:「袁老師,你管哪丘田?」「我管大壟6號,不過條件要差一些。」「差一些沒關係,就選你這一丘田做工作組的試驗田吧。請你當工作組的技術參謀,要下力氣,把產量搞上去!」

  王組長與袁隆平的一席談話,就這樣出人意料地收場了。

  人生的旅途真是崎嶇不平啊,時而涉人急流險灘,時而穿越崇山峻嶺。正當你感到疲憊不堪時,忽然問,眼前出現一塊安全島可以駐足小憩,該是多麼愜意啊!

  這天夜間,袁隆平與鄧哲徹夜長談,百思不得其解。袁隆平說:

  「我一個預備役的『黑幫』,一夜之間竟然成了工作組的技術參謀,我怎麼會如此幸運?簡直不可思議。」

  「你雖然出身不好,但你的歷史是清白的呀!」

  「還有那『九字憲法』的『現行』問題呢!」

  「那你是純屬無心,說錯了話,而且還及時認錯改錯,工作組是會諒解的。」

  「可能還因為我種試驗田技術好、產量高。」

  其實,根本就不是袁隆平和鄧哲所分析的那回事。事情的原委是,工作組和造反派的確已決定把袁隆平定為批鬥對象,並準備關進「黑幫」牛棚。材料報上去了,大字報和標語也刷出來了。就在這個時候,有人提出,袁隆平的家庭和社會關係也很複雜,既然要批鬥袁隆平,就要查他的檔案,要老賬、新賬一塊算。於是,人們又七手八腳地查閱袁隆平的檔案。這時,他們意外地發現了不久以前國家科委九局發來的一份關於肯定袁隆平在《科學通訊》上發表的《水稻的雄性不孕性》那篇論文的公函。

  原來,袁隆平的論文發表後,國家科委九局的科學家熊衍衡看過之後,對這篇論文備加讚賞,他斷定水稻雜交優勢可成為現實。於是,他將袁隆平的論文交給九局局長趙石英閱示。趙局長非常重視這篇論文,認為水稻雄性不育研究在國內外是一塊未開墾的處女地,若能研究成功,將對我國糧食生產產生重大影響。他立即請示國家科委黨組,黨組書記聶榮臻表示支持。趙石英及時以國家科委的名義,向湖南省科委和安江農校發出便函。函中肯定了袁隆平在科學實踐的基礎上做出的預言:利用水稻雜交優勢,必將給水稻產量帶來大面積、大幅度的增長。公函還責成湖南省科委和安江農校支持袁隆平的試驗。

  這時,一直支持袁隆平的研究,但已被打倒的農校黨委書記、校長管彥健聽到消息後,站出來說話了。他勸告工作組組長王寶林,要認真對待這份公函,並談了不能揪鬥袁隆平的理由。

  工作組組長王寶林看了公函以後,也覺得這事關係重大,要請示上級後才能決定。於是,他帶著國家科委的這個函件,去請示原黔陽地委書記孫旭濤。待孫書記看完信函後,王寶林問道:「袁隆平算不算保護對象?」

  孫旭濤立即明確答覆:「當然算保護對象!」

  就這樣,在安江農校的校園裡,當許多教師正在遭受著批倒批臭的命運,當許多教師在政治漩渦中苦苦掙扎的時候,袁隆平卻成了一位很特殊的幸運兒。

  於是,袁隆平有幸又把他的雜交水稻秧苗從臭水溝裡搬到了試驗田裡,工作組還特許他每天上午不參加運動,搞他的雜交水稻試驗。真是天賜良機!

  當年許多教師為袁隆平得到如此禮遇大惑不解,特別是那些準備挑燈夜戰,向袁隆平猛烈開火的勇士們,對於工作組對袁隆平突然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感到莫名其妙,摸不清謎底在哪裡。

  謎底就是國家科委九局的那封公函。可以說,國家科委九局局長趙石英是袁隆平生平遇上的第一位伯樂,趙石英所發出的那份公函,當說是對袁隆平生平具有決定意義的寶貴函件。

  當年,袁隆平把自己比做一棵小草,用自己瘦弱的身軀抗拒著狂風。草是很平凡的,狂風是很霸道的。狂風可以征服大海,征服森林,征服沙漠,卻征服不了柔弱的小草。狂風把小草刮倒,但它卻挺起來了,再刮倒,再挺起來。小草不曾屈服於狂風。小草引而不發,或以退為進,這是智者的選擇。

  值得慶倖的是,袁隆平這棵小草得到了背後參天大樹的呵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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