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劍英傳(146)_學達書庫

一四六

　　春調任中革軍委第四局局長。在此期間，抵制「左」傾領導者打擊、迫害幹部的錯誤做法，保護了一些幹部。

　　10月10日中央紅軍開始長征，任第一野戰縱隊（又稱軍委第一縱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10月至12月中旬以軍委第一縱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的身份參與主持總司令部的日常工作，協助朱德、周恩來指揮部隊行軍作戰。

　　11月在西延山區遭敵機空襲，右腿受傷。

　　12月18日中革軍委決定，軍委第一、第二野戰縱隊合併為軍委縱隊。

　　任副司令員兼第一局局長，負責部隊的行軍作戰。

　　1935年38歲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期間，日夜堅守在總司令部作戰值班室，處理軍務。

　　2月28日奉命前往紅三軍團接替在戰鬥中犧牲的鄧萍任參謀長，協助彭德懷、楊尚昆指揮作戰。

　　3月上旬參加中革軍委為研究成立軍事指揮小組問題而召開的軍事會議。會後，協助彭德懷、楊尚昆指揮三軍團三渡赤水，在二郎灘四渡赤水，南渡烏江。

　　5月至6月與彭德懷、楊尚昆率領三軍團渡過金沙江、大渡河後，繼續向北急進。

　　7月21日奉中革軍委命，任紅軍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

　　8月初主持召開紅軍總指揮部直屬單位會議，傳達《中央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具體部署過草地的思想動員和物資準備工作。

　　8月上旬到紅三十軍給幹部講解打敵人騎兵的戰術要領，指出佔據有利地形和運用密集火力是與敵騎兵戰鬥的基本手段。

　　8月18日率領右路軍先頭部隊3個團，從毛兒蓋地區出發，經草地向班佑前進。

　　8月29日至31日與徐向前、陳昌浩指揮紅三十軍、紅四軍進行了包座戰鬥，殲敵1個師約5000人，打開了紅軍北上通向甘南的大門。

　　9月9日在巴西獲取張國燾發給陳昌浩等命令右路軍「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企圖分裂和危害黨中央的密電，立即送交毛澤東。毛澤東、周恩來等立即採取緊急措施，使黨中央於9月10日淩晨迅速率領紅一、三軍和軍委縱隊脫離險境，先行北上，在緊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

　　9月12日出席中共中央在俄界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通過了《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

　　同日中共中央決定，紅一方面軍主力和中央軍委縱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彭德懷任司令員，毛澤東任政治委員，葉劍英任參謀長兼第三縱隊司令員，並兼任新設立的編制委員會委員。

　　9月17日協助毛澤東、彭德懷指揮部隊攻克臘子口。

　　9月18日隨軍進駐甘南的哈達鋪。陝甘支隊在此整編。

　　9月27日在榜羅鎮看到國民黨報紙上有關陝甘蘇區的消息，遂向中央提出北上陝北的建議。

　　10月19日協助彭德懷指揮部隊擊潰尾追敵騎兵一部，進駐吳起鎮。

　　10月22日出席在吳起鎮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決定党和紅軍今後的戰略任務是建立西北的蘇區，領導全國大革命。

　　11月3日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參謀長。

　　11月8日任中國工農紅軍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即中革軍委）參謀部參謀長。

　　11月下旬協助毛澤東、彭德懷指揮部隊進行直羅鎮戰役，粉碎了國民黨軍對陝甘革命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

　　12月下旬根據瓦窯堡會議確定的渡河東征之戰略方針和西北軍委作戰計劃，赴前線勘察渡河地點，擬制部隊作戰行動方案。

　　本月任東北軍工作委員會副書記。

　　1936年39歲

　　1月底與毛澤東、彭德懷在延長縣召開會議，進一步研究東征作戰問題。

　　2月2日致電毛澤東、彭德懷，提出部隊渡河具體計劃。隨後，率一方面軍直屬隊開往川口鎮集結待命。

　　2月下旬至4月下旬指揮抗日先鋒軍中路軍在石樓、中陽、永和地區牽制和吸引晉綏軍主力，配合左右兩路軍作戰。

　　5月上旬參與制定《西征戰役計劃》。

　　6月中旬奉命去蟠龍、玻璃坡、石家砭等地，瞭解中央軍、東北軍的兵力部署、進軍動態等情況，並利用關係，對東北軍第一〇七師、第一一七師官兵進行統戰工作。

　　7月上旬至8月赴安塞領導東線工作委員會，進行對東北軍的統戰工作。

　　8月17日任洛川工作委員會書記。

　　8月底奉命作為中共中央常駐代表密赴西安，負責開展對東北軍、西北軍和整個西北地區的抗日統一戰線工作。

　　10月至12月初在西安與張學良多次會談，雙方就迅速停止內戰，聯合抗日等許多重要問題達成了一致意見、促使紅軍與東北軍、十七路軍的關係得到了進一步改善，逐步形成「三位一體」的局面。

　　在此期間，還幫助張學良整頓改造東北軍部隊，與西安各界愛國人士秘密聯繫，並隨時向中央通報敵、我、友各方面的動態和情況，酌處各項事宜。

　　12月上旬由西安返保安，向毛澤東等彙報西安方面情況。

　　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

　　12月20日（左右）從保安到達西安，協助周恩來執行中共中央關於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正確方針，迫使蔣介石停止內戰，促成國共兩黨再次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同時，根據張學良的請求，以參謀長的身份參加西北聯軍參謀團，與東北軍、十七路軍將領一起制定了抵抗親日派「討逆軍」的作戰計劃和軍事部署。

　　23日致電中共中央，反映各方人士對中國共產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懷有疑慮等問題。接中央複電後，立即奔走于各方人士之間，廣泛宣傳黨的方針、政策，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12月25日至31日與周恩來、博古等分析「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的形勢，研究對策。聽取各方人士的意見，交換對時局的看法，鞏固西北的團結抗戰的局面。

　　1937年40歲

　　1月4日與周恩來、楊虎城以及東北軍、十七路軍的高級將領共同擬定三方面聯合對國民黨軍進攻的作戰方案。

　　1月中下旬協助周恩來奔走於東北軍、西北軍和國民黨留守西安人員之間，處理各種遺留問題，維持團結合作、共同抗戰局面。

　　1月30日與周恩來、博古到雲陽鎮紅軍司令部同洛甫、彭德懷、任弼時、楊尚昆、左權召開緊急會議。會議決定，紅軍應同東北軍共同作戰，仍須與南京政府進行和平談判。當晚，與周恩來、博古趕回西安，把這一決定告訴楊虎城和東北軍將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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