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劍英傳(118)_學達書庫

一一八

　　為了貫徹軍委「八條命令」，葉劍英又和聶榮臻研究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軍委關於軍以上領導機關文化大革命的幾項規定》（即七項規定），進一步規定了穩定軍隊的具體措施，下發部隊。葉劍英在軍委碰頭會上說：「本來八條一個文件就可以解決問題了，現在又搞了個七條，這些都是我們鬥爭來的！」

　　七條明確規定，陸、空軍的軍以下單位，海軍基地以下單位一律不搞「四大」，堅持進行正面教育。絕對不准任何人，到這些單位進行串連；各級軍事領導機關一律不允許自下而上的奪權；軍以上機關的文化大革命必須由黨委領導，取消各種文化大革命戰鬥組織；對幹部一概打倒是完全錯誤的；要反對無政府主義、極端民主化、小團體主義、個人主義和主觀主義等不良傾向。

　　「八條命令」和「七條規定」相繼頒佈後，逐步消除了一些地區的混亂現象，保證了部隊的正常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挫敗了江青、陳伯達，康生等人亂軍奪權的陰謀。葉劍英根據「命令」和「規定」，先後解決了成都、青海、新疆、南京、內蒙、甘肅、廣州等地軍事機關和領導幹部被「造反派」圍困之災。

　　三、「大鬧懷仁堂」

　　林彪、江青一夥蓄意伺機報復，雙方鬥爭日趨尖銳、白熱化。

　　1967年2月14日和16日，周恩來在中南海懷仁堂主持召開政治局碰頭會（即懷仁堂會議）。桌子兩旁一邊有七位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和余秋裡、穀牧，一邊有陳伯達、康生等「中央文革」成員，對陣分明。在這兩次會上，圍繞著「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領導，應不應將老幹部統統打倒，要不要穩定軍隊等重大原則問題，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

　　在2月14日下午的碰頭會上，葉劍英站起來指著康生、陳伯達、張春橋一夥，拍著桌子，氣憤地說：「你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農村搞亂了！你們還嫌不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這樣搞，你們想幹什麼？

　　上海奪權，改名為上海公社，這樣大的問題，涉及國家體制，不經政治局討論，就擅自改變名稱，又是想幹什麼？」徐向前、聶榮臻也相繼指責他們的錯誤。葉劍英嘲諷地質問陳伯達說：「我們不看書，不看報，也不懂什麼是巴黎公社的原則。請你解釋一下，什麼是巴黎公社的原則？革命，能沒有党的領導嗎？能不要軍隊嗎？」會後，陳毅對葉劍英說：「劍公，你真勇敢！」

　　2月16日下午，繼續開碰頭會。這次會議，鬥爭更加激烈。會上譚震林、陳毅、李先念、餘秋裡等繼續對「文化大革命」錯誤做法提出批評。譚震林慷慨激昂，越說越氣，大聲指責張春橋等打倒老幹部是「党的歷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說「砍腦袋，坐監牢，開除黨籍，也要鬥爭到底」！他站起來，夾起皮包要退出會常周恩來連忙勸阻。陳毅說：不要走，要留在這裡鬥爭！散會後，張春橋、王力、姚文無立即向江青彙報，並於當晚拼湊了一份歪曲事實真相的所謂《二月十六日懷仁堂會議》材料，捏造罪名，誣陷老同志。江青定調說：「這是一場新的大的路線鬥爭」，當即親自安排，由張春橋、姚文元等向毛澤東告狀。毛澤東聽了他們的彙報後，對這些老同志否定「文化大革命」很不滿意。

　　2月18日深夜，毛澤東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員開會，嚴厲批評了在懷仁堂會議上提意見的一些老同志，責令他們檢討。周恩來也作了檢討。從2月25日起至3月18日，在懷仁堂召開了7次「政治局生活會」進行批判。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人把「三老」、「四帥」在不同會議上對「文化大革命」的批評誣陷為「二月逆流」，借機掀起所謂「反擊全國自上而下的復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規模地打擊迫害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幹部。此後，中央政治局便在實際上停止了活動，由中央文革小組取代其職能，批判鬥爭一直沒有停止。

　　1968年10月，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又一次大肆批判「二月逆流」。譚震林被剝奪了參加中央全會的權利。參加全會的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在會上遭到圍攻。康生說：「二月逆流首先打第一炮的是葉劍英。」林彪說：「二月逆流是一次嚴重的反黨事件」，「資本主義復辟的預演。」這次全會公報說：「全會嚴肅批判了那個反對八屆十一中全會決定、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反對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①

　　①《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版，第406頁。

　　四、主持召開軍以上幹部會議

　　葉劍英逆流而上，繼續堅持鬥爭。就在懷仁堂會議的第二天，1967年2月17日，他親自修改批發中央軍委致「成都革命造反兵團」等造反派組織的公開信。信中說：「你們不要把鬥爭鋒芒指向人民解放軍。嚴重後果由你們完全負責。」這封信先在成都地區後在全國用飛機散發開來。同一天，葉劍英還批准發出了《關於文藝團體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規定》的電報，嚴格制止一些「造反派」到各大軍區打砸搶、擾亂部隊正常秩序的錯誤行為，要求各單位限期把他們押回北京。

　　1967年2月23日，葉劍英親自打電話向青海省軍區副司令員趙永夫詢問「青海事件」發生過程，並向毛澤東作了報告。但林彪、江青卻繼續追查，把攻擊矛頭對準葉劍英。^②

　　②訪問張江林、劉思起談話記錄，1991年9月。

　　此後，葉劍英又以中央軍委名義給南京軍區下達了關於軍事院校恢復黨委領導、停止搞「四大」等四點指示。他還受中央委託繼續幫助解決新疆、內蒙、甘肅等地的問題。所有這些，都受到各軍區的擁護和支持，保證了部隊的穩定，但卻招來了林彪、江青的更大怨恨，一條條罪狀和種種迫害接踵而至。

　　葉劍英並沒有被壓倒，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繼續想盡辦法，穩定軍隊，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權。經過醞釀，2月26日他就召開軍級幹部會議一事向黨中央、毛澤東作了專題報告。從2月下旬到3月下旬，他和幾位元帥一起主持召開了軍以上幹部會議。這次會議雖然名義上著重討論軍隊支援地方春耕生產以及軍隊對全國大中學校師生進行軍訓等問題，但真正的目的在於統一軍隊高級幹部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解決軍隊在「三支兩軍」（毛澤東要求軍隊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中遇到的困難，維護部隊的團結穩定。參加會議的有各大軍區、各軍兵種、各總部軍以上幹部100余人。

　　葉劍英在預備會議上動員說，希望大家打消顧慮，反映部隊的真實情況，包括正面教育、軍事訓練、「三支兩軍」、與地方的關係問題，以及機關被衝擊和反衝擊等各方面的問題，都可以談談，有些典型事例可以在會上講，也可以寫成書面材料。葉劍英瞭解了部隊各方面的情況以後，在大小會議上，有針對性地作了數次發言，就「文化大革命」應當怎樣看，部隊如何搞法，怎樣處理軍隊與地方（包括「革委會」和「造反派」）的關係等一系列複雜棘手的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作了明確指示。他還利用機會，同少數人座談或個別交談，使與會的多數同志心裡有了底。

　　但這次會議進展並不順利。林彪、江青等發覺這次會議「風向不對」，誣衊葉劍英「抓軍隊反對中央文革」，「搜集黑材料反對文化大革命」。康生氣勢洶洶地到會上講話，手裡搖晃著葉劍英批准的軍委致成都「造反派」的公開信，當眾指責它充滿了「國民黨語言」，是「鎮壓群眾」的文件。3月20日，林彪突然來到會上講話，大放厥詞，說什麼「文化大革命」的「損失是最小最小最小，成績是最大最大最大」，「要採取主動的進攻」，「要抓帶槍的劉鄧路線」！這次會議儘管遭到林彪、江青一夥的干擾破壞，還是取得了很大成果。有人反映這次會議對穩定軍隊起到了積極的潛在的作用。

　　林彪、江青為了消除這個會議的影響，搞亂軍隊，刮起了「十二級颱風」。

　　4月6日，以中央軍委的名義發佈有關軍隊「文化大革命」的「十條」，否定了軍委的「八條命令」、「七項規定」。4月中旬，召開軍委擴大會議，批判「帶槍的劉鄧路線」等罪行，逼迫葉劍英等元帥作「檢討」。緊接著製造了一系列事件：首先，改組全軍文革小組，宣佈徐向前不再管全軍文革的事，全軍文革工作由蕭華主持：然後，炮製「五一三事件」，打倒蕭華，砸爛「總政閻王殿」，攆走「閻王」，趕跑「小鬼」；與此同時，重新挑起「青海事件」背後兩派的矛盾，追查「罪魁禍首」趙永夫的「黑後臺」葉劍英；隨後在武漢製造「七二〇反革命事件」，揪鬥陳再道，公開提出「打倒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帶槍的劉、鄧路線不打倒，不帶槍的就打不倒」等反動口號。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