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劍英傳(26)_學達書庫

二六

　　葉劍英一行於12月20日從上海出發，經過大連、哈爾濱、滿洲里，闖過一道道關卡，然後越過國境線，改乘火車，到達莫斯科。

　　按照初衷，葉劍英本來是要學軍事的。他在國內投身革命，已經經歷了十幾年的軍旅生活，積累了一些作戰經驗，很想到紅軍大學再深造一番，回國好繼續馳騁疆場，從事武裝鬥爭。沒料到組織上卻分配他到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政治理論，這與他的願望有點矛盾。葉劍英的組織紀律觀念一向是很強的，他想，自己剛入黨，先提高一下馬列主義理論水平，也是非常需要的，於是愉快地表示服從組織決定。隨後，葉劍英和唐友章等一起到了位於莫斯科市特卡維斯卡亞街的學校報到。

　　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的前身是中國勞動者中山大學（簡稱勞動大學或中山大學）。中山大學是蘇聯為了幫助中國革命，於1925年9月創辦的。

　　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都送了不少人到那裡學習。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相繼叛變革命，瘋狂屠殺共產黨和革命人民，引起了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強烈義憤。共產國際遵照斯大林關於「國民黨反共，我們要給共產黨培養幹部」的指示，於1928年4月決定將中山大學改名為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此時，東方大學的中國班也合併到勞動大學裡上課。

　　勞動大學由共產國際和莫斯科市委領導。學校黨組織的領導機構是党的支部局，各班還成立了黨支部。根據學生的文化程度和工作經驗，分設普通班（正規班）、預備班和特別班，總共有20幾個班500餘人。

　　葉劍英入學後，被編入特別班。參加特別班的都是中共黨內一些年齡較大，文化程度較高，並具有豐富實踐工作經驗的同志。董必武、何叔衡、林祖涵（林伯渠）、徐特立、吳玉章、夏曦、李國琛等老同志都在這個班。還有稍年輕的，如吳亮平、唐友章、楊之華（女）、李哲石（李文宜，女）、趙世炎、張志立等，因革命起義失敗而產生悲觀情緒，開導說：「革命的道路是不平坦的，遭受挫折是難免的。失敗是成功之母，革命不怕失敗，就怕沒有信心。我們應當相信真理在我們一邊，正義在我們一邊。只要認真記取經驗教訓，爬起來再幹，不怕犧牲，革命一定會勝利。」

　　據吳亮平、陳修良、李文宜等回憶，葉劍英是個多才多藝的人，在緊張的課堂學習之餘，常常拉琴，和同學們一起唱粵劇、京戲和革命歌曲。他常和董必武、林祖涵、徐特立等賦詩填詞，互相唱和，跟大家在一起講笑話、猜謎語。有一次他出了一個謎語：「生在山上，綠鬢婆娑，自歸郎後，綠少黃多，受盡了多少折磨，歷盡了多少風波，莫提起，提起來淚灑江河。」（打一物）同學們猜了半天都猜不出。葉劍英抖出謎底，說是撐船用的「篙」，大家齊聲叫絕。葉劍英還常與徐特立等人到俱樂部去下棋。由於他們的棋藝精湛，經常引來同學們圍觀。

　　當時，蘇聯勞動人民的生活都很苦，勞動大學自然也不例外，但對中國學生還是儘量優待的。吃、穿、用全包下來。不但發普通西裝，還發襯衣。

　　每個月每人發兩個盧布。每年還組織學生到海濱地區休假、療養。

　　20年代末，蘇聯共產黨開始了大規模的清黨運動。在勞動大學學習的中國同志也參加了這次清黨運動。學校成立了清黨委員會。葉劍英接受審查，被認為「歷史清楚」，就通過了。^①

　　①葉劍英談話記錄，1982年3月5日。

　　在清党中，王明（陳紹禹）一夥大搞宗派活動，他們在勞動大學把持支部局，擁護校長米夫，把中共「六大」會上的分歧帶到學校，挑起激烈爭論，製造兩派尖銳對立。他們借反託派之名，打擊持不同意見的同志。許多人受到處分和迫害。據唐友章、陳一誠回憶，葉因不理王明的一套，開始要開除黨籍，後降為勸告處分。直到中共「七大」時，中共中央明確宣佈，在莫斯科清党時的處分不算數，葉劍英等人才被平反。

　　勞動大學在王明一夥的宗派活動影響下，組織和思想方面都出現了混亂。許多人對此表示不滿，紛紛向共產國際和蘇共中央寫信，要求回國工作。

　　學生們的意見反映到了斯大林那裡，斯大林認為應當讓所有勞動大學的中國學生和幹部，一律回國，去接受實際鬥爭的考驗，看看誰是真革命，誰是假革命。不久勞動大學正式停辦。

　　1930年夏秋之交，葉劍英與吳玉章、徐特立、林祖涵等20多人一起，從莫斯科乘火車到達海參崴。然後從那裡越過國境，經哈爾濱、大連、青島到達上海。

　　葉劍英在兩年的留學生活中，不僅系統地學習了馬列主義的基本理論，而且參加了一些政治運動。他變得更加成熟了。

　　※第十章　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參謀長

　　一、前往江西蘇區

　　1930年初秋，葉劍英回到了上海，受到了中央軍委常委周恩來的熱情歡迎。後來，周恩來便安排他與留學蘇聯歸來的劉伯承、傅鐘、李卓然等人一起，翻譯蘇軍的步兵戰鬥條令和政治工作條例。譯成後，由中央軍委送往各蘇區，供紅軍作戰和訓練參照執行。1930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由項英、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朱德等9人組成蘇區中央局，並組成了25人的蘇區軍委，葉劍英與彭德懷、賀龍、黃公略、鄧小平、劉伯承、鄧中夏、惲代英、李富春等為軍委委員。轉眼又進入了新的一年。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葉劍英列席了這次會議。^①會上，王明等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以批判三中全會的所謂對於「立三路線」的「調和主義」為宗旨，強調反對「黨內目前主要危險」的「右傾」，提出一系列比李立三的冒險主義還要「左」的錯誤觀點。會議決定「改造充實各級領導機關」。瞿秋白、周恩來在會上受到嚴厲指責。原來不是中央委員、缺乏實際鬥爭經驗的王明不僅被補選為中央委員，而且成為政治局委員。通過六屆四中全會，王明等人實際上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領導權。從這時起，以玉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在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內開始了長達4年的統治。

　　①葉劍英談話記錄，1983年3月7日。

　　對王明等人的「左」傾觀點和宗派主義的思想作風，葉劍英在蘇聯學習的時候就深為不滿。因此，他對王明等人此時進入黨中央的領導層，心中產生了種種疑慮。但是，由於他剛剛回國，對黨中央的內部情況還不夠瞭解，加上他一向組織紀律觀念很強，所以，心中疑慮沒有表露出來。

　　不久，黨中央決定派葉劍英到江西蘇區工作。葉劍英啟程之前，周恩來找他談話，向他詳細瞭解了在蘇聯學習的情況，同時告訴他，到蘇區以後，先到剛成立的蘇區中央局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參謀部工作。葉劍英表示完全服從黨組織的決定。

　　那時，從上海到江西蘇區一般都要經過香港，繞道廣東，再入閩西。1931年1月下旬，葉劍英從上海乘船，抵達香港。他找到弟弟葉道英的住所，見到了母親。母子久別重逢，說不出有多麼高興！母親多麼希望成年的大兒子能留在自己的身邊安安穩穩的過日子啊！但當她知道兒子肩負重任、只是路過香港時，又非常擔心。這位飽經風霜的老人，心裡明白，廣州起義失敗後，國民黨曾懸賞十萬大洋通緝自己的兒子，至今他們是敵人黑名單上的重要對象，而香港的情況又非常複雜，國民黨特務到處跟蹤搜捕共產黨。想到這一點，她提心吊膽，生怕兒子發生意外。葉劍英為了避開敵人耳目，只好經常變換住地。後來，他移住到跑馬地老同學佴皇鳥家裡。過了一段時間，中共閩粵贛邊區特委書記鄧發派來接葉劍英的大埔交通站站長盧偉良到達香港。盧偉良是一個早年參加革命的老交通，也是梅縣人，先後護送過許多党的重要幹部進入蘇區。他到香港後，輾轉找到葉劍英。兩人雖然是第一次見面，但一見如故。

　　葉劍英向盧偉良詢問去蘇區的路線。盧偉良回答，通往蘇區有水陸兩條路可走。葉劍英表示要走陸路。當時準備同行的還有蔡樹藩、陳友梅等。

　　離開香港的那天晚上，葉劍英與家人共進晚餐話別。他沒有想到，這竟是與母親最後的訣別。^①

　　①訪問盧偉良談話記錄，199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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