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傳(51)_學達書庫

五一

　　9月3日，張國燾致電徐向前、陳昌浩並轉中央。內稱：「（甲）上游偵察七十裡，亦不能徒涉和架橋，各部糧只能吃三天，二十五師只兩天，電臺已絕糧，茫茫草地，前進不能，坐待自斃，無嚮導，結果痛苦如此，決於明晨分三天全部趕回阿壩。（乙）如此，已影響整個戰局，上次毛兒蓋絕糧，部隊受大損；這次又強向班佑進，結果如此。再北進，不但時機已失，恐亦多阻礙。（丙）擬乘勢誘敵北進，右路軍即乘勝回擊松潘敵，左路備糧後亦向松潘進。時機迫切，須即決即行。」這樣「北進」和「南下」之爭，再次成為牽動全域部署和影響紅軍命運、前途的鬥爭焦點。

　　徐向前、陳昌浩對於張國燾的這種突然變化，甚感焦慮。他們商量，認為既然北進是毛兒蓋會議政治局討論決定的方針，且右路軍佔領包座後又打開了北進通道，無論如何，都不應變更原決定。徐向前對陳昌浩說：「目前箭已在弦，非進不可。主力合而後分，兵家大忌，還是要勸他們上來。」但是，他又考慮從組織上講，前敵總指揮部是接受紅軍總部指揮的，如果總部和中央的意見不統一，下面執行起來很為難。所以，他和陳昌浩商定：一是準備抽一個團出來背糧食、帶嚮導，前去接應左路軍；二是發電報陳述意見，勸說張國燾執行中央的決定。9月8日，由徐向前、陳昌浩共同發出急電致朱德、張國燾：「胡不開岷，目前突擊南、岷時間甚易。總的行動究竟如何？一軍是否速占羅達？三軍是否跟進？敵人是否快打？飛示，再延實令人痛心。」「中政局正考慮是否南進。毛、張皆言只（有）南進便更有利，可以交換意見；周意北進便更有出路；我們意以不分散主力為原則，左路速來北進為上策，右路南去南進為下策，萬一左路若無法北進，只有實行下策。如能乘（敵）向北調時（取）松潘、南坪仍為上策。請即明電中央局商議，我們決執行。」當晚，黨中央領導人通知陳昌浩、徐向前去周恩來住處開會，會議一致通過，向左路軍領導人發出如下電報：

　　朱、張、劉（伯承）三同志：

　　目前紅軍行動是處在最嚴重關頭，須要我們慎重而又迅速的考慮與決定這個問題。弟等仔細考慮結果認為：

　　（一）左路軍如果向南行動，則前途將極端不利，因為：

　　（甲）地形利於敵封鎖，而不利於我攻擊，丹巴南千餘裡，懋功南七百餘裡，均雪山、老林，隘路。康、爐、天、蘆、雅、名、邛、大，直至懋、撫一帶，敵壘已成，我軍絕無攻取可能。

　　（乙）經濟條件，絕不能供養大軍，大渡河流域千餘里間，術如毛兒蓋者，僅一磨西面而已，綏、崇人口八千餘，糧本極少，懋、撫糧已盡，大軍處此有絕食之虞。

　　（丙）阿壩南至冕寧，均少數民族，我軍處此區域，有消耗無補充，此事目前已極嚴重，決難繼續下去。

　　（丁）北面被敵封鎖，無戰略退路。

　　（二）因此務望兄等熟思深慮，立下決心，在阿壩、卓克基補充糧食後，改道北進，行軍中即有較大之減員，然甘南富庶之區，補充有望。在地形上、經濟上、居民上、戰略退路上，均有勝利前途。即以往青、寧、新說，亦遠勝西康地區。

　　（三）目前胡敵不敢動，周、王兩部到達需時，北面敵仍空虛，弟等並擬于右路軍中抽出一部，先行出動，與二十五、（二十）六軍配合行動，吸引敵人追隨他們，以利我左路軍進入甘肅，開展新局（面）。

　　以上所陳，純從大局前途及利害關係上著想，萬望兄等當機立斷，則革命之福。

　　恩來、洛甫、博古、向前、

　　昌浩、澤東、稼祥

　　九月八日二十二時

　　與此同時，即8日22時，張國燾以朱、張的名義電令徐、陳：「一、三軍暫停向羅達進，右路即準備南下，立即設法解決南下的具體問題，右路皮衣已備否？即複。」接電後，陳昌浩改變了態度，同意南下；徐向前不願把左右兩路軍分開，也只好表示南下。由陳昌浩將他們的意見報告了中央。黨中央當天再電「國燾同志並致徐、陳：陳談右路軍南下電令，中央認為是完全不適宜的。……中央認為：北上方針絕對不應改變，左路軍應速即北上，在東出不利時，可以西渡黃河佔領甘、青交通新地區，再行向東發展。」9日，張國燾電複徐向前、陳昌浩並轉黨中央，仍堅持南下。聲言：「南下又為真正進攻，決不會做甕中之鼈。」

　　鑒於張國燾公然對抗中央的北進方針，勸說無效，命令也無效，9月10日，黨中央率一、三軍團單獨北進。

　　9日晚，毛澤東來到徐向前的住處，問道：「向前同志，你的意見怎麼樣？」實際上想看看徐向前的態度。徐向前說：「兩軍既然已經會合，就不宜再分開，四方面軍如分成兩半恐怕不好。」毛澤東沒再說什麼，遂告辭而歸。

　　這時，一軍團已在俄界，黨中央連夜率三軍團開拔，向俄界集中。10日淩晨，徐向前、陳昌浩才得知一方面軍單獨北進的消息。徐向前回憶說：「那天早晨，我剛剛起床，底下就來報告，說葉劍英同志不見了，指揮部的軍用地圖也不見了。我和陳昌浩大吃一驚。接著，前面的部隊打來電話，說中央紅軍已經連夜出走，還放了警戒哨。何畏當時在紅軍大學，他跑來問：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陳昌浩說：我們沒下命令，趕緊叫他們回來！發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個鐘頭說不出話來。心想這是怎麼搞的呀，走也不告訴我們一聲呀，我們毫無思想準備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腦袋麻木得很。前面有人不明真象，打電話來請示：中央紅軍走了，還對我們警戒，打不打？陳昌浩拿著電話筒，間我怎麼辦？我說：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叫他們聽指揮，無論如何不能打！陳昌浩不錯，當時完全同意我的意見，作了答覆，避免了事態的進一步惡化。他是政治委員，有最後決定權，假如他感情用事，下決心打，我是很難阻止的。在這點上，不能否認陳昌浩同志維護團結的作用。那天上午，前敵指揮部開了鍋，人來人往，亂哄哄的。我心情極壞，躺在床板上，蒙起頭來，不想說一句話。陳昌浩十分激動，說了些難聽的話。中央派人送來指令，要我們率隊北進；陳昌浩寫了覆信，還給張國燾寫了報告。」（徐向前：《歷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452—453頁。）

　　「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徐向前在關鍵時刻的這句話，字字千鈞，表現了一個偉大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對党和紅軍團結的珍視！它將永遠鐫刻在中國革命的偉大歷史豐碑上。

　　※第十一章南下和北上的歲月

　　§困惑與磨難

　　歷史是曲折的，在革命的征途中，徐向前又遇上了一條之字路。

　　1935年9月，徐向前、陳昌浩率紅四方面軍的九軍、三十軍及紅軍大學部分人員，按照張國燾南下的命令，再次穿過茫茫草地，返抵毛兒蓋。隨後，向松岡、黨壩一帶集結。

　　徐向前本來就話語不多，如今什麼話都不想說了。回顧三個多月以來與中央紅軍由會合而分開的曲折歷程，他感到前途坎坷，心情異常沉重。在穿過草地時，他和三十軍政委李先念坐在一個山包上休息，只說了一句話：「我也不懂，紅軍和紅軍鬧個什麼勁！」行進的隊伍，也失去了往日生動活躍的氣氛。誰都說不出南下會怎麼樣。大地被淒風寒雨籠罩著，田野一片迷茫。

　　張國燾不顧黨中央的警告和朱德總司令的一再勸阻，頑固堅持其分裂主義和南下方針，要把紅四方面軍及五、九軍團拖到川康邊去。為掩人耳目，混淆視聽，他於9月中旬發佈了《大舉南進政治保障計劃》，誣衊黨中央和中央紅軍的北進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逃跑路線」，說什麼只有大舉南進，才是真正的「進攻路線」。事實上，張國燾的「進攻路線」是完全錯誤的。從政治上說，它與黨中央的北上方針相對立，完全脫離了全國波瀾壯闊的抗日救亡運動，因而只能使紅軍處於愈來愈孤立的境地；從軍事上說，南下遇到的對手，並不是什麼「川敵殘部」，而是蔣介石追擊紅軍的數十萬大軍；從根據地的條件來說，所選擇的川康邊的少數民族雜居區域，地瘠民窮，人煙稀少，不利紅軍的生存和發展。因此，這條「進攻路線」的碰壁和破產，是不可避免的。徐向前意識到了南下道路的艱難。他沉默中痛苦地思考著。然而，對於同蔣介石有著血海深仇的紅軍指戰員來說，「進攻」卻具有磁石般的吸引力。這些來自鄂豫皖和川陝根據地的英雄兒女，一聽說南下是去打蔣介石，不少人又磨拳又擦掌。張國燾正是利用了廣大指戰員對反動派的階級仇恨心理，以售其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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