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回憶錄(75)

七五

　　從這以後，我們耳聞目睹的一些不利於兩軍團結的現象，就日漸增多起來。有些話很難聽。張國燾對下面散佈：「中央政治路線有問題」，「中央紅軍的損失應由中央負責」、「軍事指揮不統一」……，據說還派人找一方面軍的同志瞭解會理會議、遵義會議的情況等，實際上是進行反中央的活動。在此同時，凱豐、博古他們，則指責四方面軍撤離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義」，還有什麼「軍閥主義」啦，「土匪作風」

　　啦，「政治落後」啦，甚至公開寫文章抨擊。他們這種「左」的做法，與當初剛到中央蘇區時，對待毛主席和一、三軍團差不多，只能激起四方面軍幹部的反感。許多指戰員想不通，憋著一肚子氣。這也給了張國燾以挑撥的藉口。

　　對於這種複雜局面，我缺乏思想準備。兩軍會合之初，我想離開四方面軍，去中央做點具體工作。因為自從在鄂豫皖和張國燾、陳昌浩共事以來，我的心情一直不舒暢。張國燾對我用而不信，陳昌浩擁有「政治委員決定一切」的權力，鋒芒畢露，喜歡自作主張。許多重大問題，如內部「肅反」問題，軍隊幹部的升遷任免問題，等等，他們說了算，極少徵求我的意見。特別是在川陝根據地，取消了原來的中央分局，由張國燾以中央代表身份實行家長制的領導，搞得很不正常。

　　我處在孤掌難鳴的地位，委曲求全，憑黨性堅持工作。既然兩軍已經會合，我就想趁此機會，離開四方面軍。我在下東門見到陳昌浩時說過：「我的能力不行，在四方面軍工作感到吃力，想到中央去做點具體工作。聽說劉伯承同志軍事上很內行，又在蘇聯學習過，可否由他來代替我。」我請陳昌浩把我的要求，向張主席鄭重反映。

　　陳昌浩當時說了些鼓勵我的話，答應適當的時候，向張國燾做工作。後來，聽說四方面軍有些同志議論一方面軍部隊裝備不好，打了敗仗等。為此，我嚴肅批評了他們，囑咐部隊要學習一方面軍的長處，不准背後議論。再往後，教條主義者對紅四方面軍的那些指責就聽的多了，不少幹部都向我反映。我雖然教育幹部不要向底下散佈這些東西，但說老實話，心裡是不痛快的。四方面軍這支部隊，是從鄂豫皖的一支三百來人的遊擊隊伍發展起來的，打了那麼多硬仗、惡仗，是党領導的隊伍，發展到八萬多人，很不容易。

　　儘管部隊存在這樣或那樣的缺點，但本質是好的，是堅決打蔣介石的，是實行土地革命的，是擁護第三國際的，是聽黨的話的，是和人民群眾血肉相連的，是竭誠擁護同中央紅軍會合的。怎麼又是軍閥，又是土匪，又是落後，又是逃跑的？！不看主流，把四方面軍說得漆黑一團，對兩軍團結對敵，沒有任何好處。我確實想不通。後來同彭德懷同志談起這些問題，他對我說，這是教條主義那些人搞的。會合的時候，毛主席主張講團結，團結第一，大局為重。我說：要是按毛主席的意見辦就好了。

　　總之，張國燾懷有野心，想當頭頭，一再製造分歧，破壞了兩軍會合後的團結局面。教條主義者沒有貫徹毛主席的團結方針，對四方面軍吹毛求疵，橫加指責，也起了不好的作用。

　　§向毛兒蓋進軍

　　按照兩河口會議的決定，一、四方面軍的部隊陸續開拔，分路北進。

　　我帶的一路部隊，七月六日從理縣地區出發，鬥折蛇行，沿黑水河北岸行進。黑水河面不寬，約三四十米，但水流湍急，浪濤翻滾，深不可測。據老鄉說，沒有索橋是過不去的。沿岸的溜索橋本來就很少，敵人為防紅軍渡河，幾乎破壞殆盡。兩岸山勢陡峻，小道崎嶇，大片大片的原始森林，茂密無間，遮天蔽日。敵機雖不易發現我們，但部隊運動受地形條件的限制，一天只能走五、六十裡。沿途經過些藏民山寨，大都空空如也。他們受反動宣傳的影響，早已牽上牲口，馱著糧食，轉移到深山老林裡去，有的還不斷向紅軍放冷槍。民族矛盾是歷史上形成的，「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我們要求部隊嚴格執行群眾紀律，吃了藏民的糧食，用了藏民的柴草，都要如數付款，或寫個欠條，留在那裡。住過的房屋，臨走時要打掃乾淨，上好門板。那時，我們最困難的是糧食。部隊路過的地方，能搜羅到的糧食差不多都搜羅淨盡，即便這樣，糧食還是不夠吃的。途中，零星戰鬥不斷，主要是藏族上層反動分子進行武裝抵抗和襲擾活動。

　　七月中旬，三軍團已進抵黑水、蘆花地區。彭德懷軍團長得悉我軍正向維穀開進，當即親率一個團前來接應。維谷渡口的索橋遭敵人破壞，大家只能隔河相望。那裡水流甚急，水聲很大，雙方說話聽不大清楚。我見對岸有個身材粗壯、頭戴斗笠的人，走路不慌不忙，估計是彭軍團長。相互招手後，我便掏出筆記本，撕下張紙，寫上——彭軍團長：我是徐向前，感謝你們前來迎接。捆在塊石頭上，扔過河去。兩岸的同志，十分高興，互相喊話、招手、致意。第二天早晨，我從維穀趕到亦念附近，找到一條繩索，坐在竹筐裡滑過河去，與彭德懷同志會見。我們談了些敵情及沿途見聞，還商談了部隊架橋事宜。他給我的印象，是個開門見山、性格爽直的人。

　　因橋未架好，大部隊無法過河，我們在維穀一帶住了兩天，才抵蘆花。張國燾、陳昌浩和黨中央領導機關，也陸續來了。在那裡，我見到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張聞天、博古等同志。第一次見到這麼多中央領導同志，我既高興，又拘謹，對他們很尊重。毛主席還代表中華蘇維埃政府，授予我一枚五星金質獎章。這不是給我個人的榮譽，而是對英勇奮戰的紅四方面軍全體指戰員的高度評價和褒獎。

　　紅四方面軍八十八師和一方面軍先頭部隊已佔領毛兒蓋。王樹聲率後衛部隊陸續撤出岷江東岸，向黑水、蘆花、松潘地區集中。胡宗南部正加強對松潘的固守，薛嶽一部亦進抵平武、文縣，配合胡敵防我北出甘南。那時我和總司令接觸最多，幾乎天天在一起核對敵情，調動隊伍。我對周圍敵軍的兵力部署、番號、裝備、位置、作戰特點及我軍各部隊的住地、人數、行進方向等，全裝在腦子裡，記得滾瓜爛熟，能有問必答，總司令對這點比較滿意。他認為紅四方面軍的幹部年青，有朝氣，部隊生龍活虎，紀律嚴明，是支難得的有戰鬥力的隊伍。他說一方面軍過去也是這樣的，但經過萬里轉戰，損失不小，十分疲勞，亟待休養生息，恢復元氣。他希望一、四方面軍的指戰員互相學習，取長補短，團結一心，渡過眼前的困難，爭取更大的發展。他的這些話，完全是顧全大局的肺腑之言，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朱總司令作風樸實，寬厚大度，平易近人，為接近過他的幹部、戰士共同稱道。有次，我去他住地，他正坐在房裡燒糌粑吃。見我來到，高興地說：來吧，我們一起吃！我倆邊吃邊談，無拘無束。此情此景，至今仍歷歷在目。

　　我從朱總司令那裡得知，一方面軍保存的幹部較多，兵員較少，便和陳昌浩商量，建議從一方面軍派些幹部來四方面軍工作，我們調幾團兵力，補充一方面軍。我們一起去張國燾住地，征得了他的同意。張國燾當時已任軍委副主席，擺出的是統籌全域的姿態。他答應立即向中央建議，落實這件事情。原來，我們計劃抽調四個團給一方面軍，後經中央同意抽了三個建制團過去，即四軍三十二團，一千一百人；三十軍二七〇團，一千六百人；三十三軍二九四團，一千一百人，共三千八百人。同時，中央又從一方面軍調了些有指揮和參謀工作經驗的幹部，來四方面軍各軍任參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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