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浦東抗日遊擊戰(19)_朱亞民

一九

　　§6．為戰友討還血債

　　要鬥爭就會有犧牲，在反「清鄉」鬥爭初期，我們犧牲了幾位很好的同志，除董金根外，還有朱剛同志和金文華同志。敵人欠下了我們一筆筆血債。

　　朱剛原是「吳仙鶴守望隊」的一名骨幹，1941年初參加「五支隊」一大隊，擔任常備隊的區隊長，後來又擔任中隊長，表現很好。部隊南下浙東時他留在地方，主要在梁典、周家弄、新場以南一帶活動。我們重返浦東後，他就歸隊了。

　　我們在三灶一帶活動時，朱剛同志發高燒，不能隨部隊活動。我就找了當地姓倪的一個偽保長，把朱剛安置在倪家宅一戶農民家裡養病。那家只有母女兩人。誰知那個女兒是劉鐵城手下一個偽軍的姘頭，這個女人向偽軍報告朱剛是共產黨遊擊隊員，偽軍報告了劉鐵城，劉又報告日本憲兵隊。

　　一天夜裡，劉鐵城部隊把朱剛住的宅子團團圍住，把正在養病的朱剛抓走了。他們將朱剛同志先押送到周浦，不久押到南橋，後來又押到新場。在周浦日軍司令部，敵人企圖以「高官厚祿」收買朱剛，他毫不動心；轉而使用酷刑，仍無法得到半句口供。喪心病狂的敵人，竟殘忍地用粗鐵絲穿進朱剛的鎖骨，拉著他在南匯的周浦、南八灶、湯家木橋一帶和奉賢的南橋、蔡家橋等地遊街示眾。一路上，敵人要朱剛認指與我們有聯繫的群眾。當朱剛看到這些群眾和熟人走過來，敵人問他：「這些人你認得嗎？」朱說：「不認識。」到了一個村莊，敵人問：「遊擊隊在這裡住過嗎？」朱說：「沒有住過。」敵人問：「你住在哪裡？」他說：「我沒有住的地方。」朱剛承受著精神上、肉體上的巨大痛苦，默默地從他所熟悉的村莊和老百姓面前走過，堅強不屈，不留一句口供。他知道不能講一句真情實話，否則凡是遊擊隊住宿過的地方，敵人會把房子全部燒光，凡是幫助過遊擊隊的老百姓，都要吃苦受罪，甚至坐牢。

　　敵人對朱剛毫無辦法。後來把他押到新場。我們部隊一直在想辦法營救他，但在新場關押時，朱剛落到在墩頭陳戰鬥中漏網的一個姓劉的匪徒手中。1942年10月4日拂曉前，這個匪徒喪心病狂地用棉絮活活地將朱剛塞死。朱剛同志為了革命，為了保護人民的利益，英勇地犧牲了。

　　支隊部的小通訊員金文華同志，他年僅16歲，但入伍時間比我還早。他原是周大根二中隊的小勤務員。我重返浦東時，挑選他當通訊員是因為他對各方面情況很熟悉。他與老百姓親密無間，只要他一敲門，不少群眾就知道是誰來了。因為人小又是大孩子，敵人不注意他，經常到敵人據點裡去探聽敵情，許多事情我們不便活動的，他能辦到。他是我們非常出色、機智勇敢的聯絡員、偵察員。一天，他在新場中心橋一帶活動，被敵人發現。敵偽軍就盯梢追擊。他沒有帶武器，先躲藏在稻田裡，後又往外跑了。追他的是偽軍顧桂秋部的中隊長王寶根，又名王英，這傢伙很反動，為了討好主子，竟連開三槍，把我們金文華同志打死在稻田裡。這個年僅16歲的遊擊隊員，光榮犧牲了。王寶根的公開身份是偽軍中隊長，暗底裡又是日軍田中義一系統的特務，是個罪大惡極的雙料漢奸。我們決心要為烈士報仇，討還血債。

　　1943年夏初，我們瞭解到王寶根住在大團鎮上。我就派熟悉大團情況和地形的小隊長朱印天同志，去完成鎮壓王寶根的任務。朱印天到了大團，住在一個關係家裡。為抓獲王寶根，朱聯絡了要好的同學吳伯平、王祥連和林志傑。林在王寶根住處對面，潛伏了整整一天，摸清了王寶根第二天要去一家飯店吃面，吃完可能乘船去上海或南匯開會。第二天清晨，正是早市的時候，朱印天帶了王祥連、餘九華趕到飯店，人多不好下手。王吃完面，果然乘船往上海去。朱等跟到二灶港船碼頭，王已上了船。他們3人立即抄小路追到機口廟去攔截。在離大團不遠的機口廟以西的一座橋上，朱印天站在橋上。等王坐的船過來，他拔出手槍命令船老大靠岸。王一見大驚失色，馬上催船老大快劃。朱印天看王要逃走，瞄準王寶根一槍。王應聲倒下不能動彈，船也靠了岸。朱印天跳上船把王寶根拖上岸，就地擊斃，並掏出事先以我名義寫的一封警告信，塞進王寶根屍體的口袋。信的大意是，誰與抗日的五支隊作對，王寶根的下場就是他的榜樣。我們這一行動對那些敵偽軍官震動很大。

　　§7．樹起了鮮明的旗幟

　　在我們的連續打擊下，敵人的「清鄉」步驟已全部打亂。他們不得不慌忙收縮。那些僅有三五個鬼子帶個把班偽軍設立在鄉下的小據點，都被迫撤走了。被敵人強行拉到「自衛隊」放哨的老百姓，也陸陸續續回去了。這樣，我們的活動天地日益寬闊。隊伍一天天擴大，短槍隊變成了長槍隊。1943年初發展到三四十人，五六月份，發展到70多人，擁有機槍3挺、長短槍60多支的遊擊部隊。

　　我們在敵人「清鄉」的竹籬笆合攏前，從浙東返回浦東，一直到敵人「高度清鄉」的後期，前後長達8個月時間，同上級失去了直接的聯繫。朱剛中隊長犧牲後，一些商人把消息傳到浙東，變成了「諸隊長犧牲」了，不少浙東同志還真以為是我犧牲了呢！8個月後，我們終於恢復了同上級的聯繫，我要求上級迅速調幹部來，因此一些同志陸續回浦東。其中，翁阿坤（又名翁利民）同志，石匠出身，共產黨員，老二大隊的機槍手，機智勇敢，非常能打仗，他回來後我們組建的一個中隊，由他任中隊長。陳友新（吳掌林）原任奉賢地方黨民福支部書記，地方党推薦給我們，1941年6月他同蔡群帆、林有璋去浙東時，任「五支四大」二中的指導員。現在我們任命他當翁阿坤中隊的指導員。

　　1943年6月，浙東區黨委又派鮑季良等同志到浦東，進一步加強領導。鮑季良是「保衛二中」的老同志，在「五支隊」任秘書，回浦東後負責經濟工作，以後還兼黨支部工作，成為支隊的重要領導成員。

　　我們初回浦東時，沿用的是五支隊的番號，我公開身份還是大隊副，支隊長仍由連柏生同志掛著，老百姓習慣地稱我們為「連柏生部隊」。後來部隊在浦東的行文，已經改用我的名義，所以，群眾開始把我們這支部隊，稱為「諸亞民部隊」了。

　　在嚴酷的鬥爭中，我們的隊伍在党的領導和人民群眾的支持下，日益壯大，越戰越強，在浦東大地樹起堅決抗日的光輝旗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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