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浦東抗日遊擊戰(11)_朱亞民

一一

　　我們的參觀沒有按原計劃完成。因為軍部得到情報，敵人即將進行「掃蕩」，新四軍軍部準備轉移。金子明另外擇路返回上海。我和張席珍按原路折回啟東。當時啟東的地委書記是向明同志。他接待了我們。在那裡，又聽了饒漱石關於黨性的報告。然後脫下軍裝，換上便服，經南通的天生港，化裝回到上海。

　　通過蘇北根據地的參觀學習，我們看到根據地軍事、財政和地方政權的實踐經驗，尤其是少奇和陳毅兩位首長高瞻遠矚的分析和重要指示，為我們浦東的抗日遊擊戰爭指明了方向。以後我在具體領導浦東反「清鄉」鬥爭中基本上按照這些指示精神，開展了各項工作，使浦東的抗日遊擊戰爭出現了新局面。

　　§6．　　我和張席珍回到上海後，住在一家小棧房裡，找熟人借了點錢過日子。

　　過了幾天，路南特委呂炳奎同志來接關係。根據路南特委決定，金子明、張席珍同志仍回浦東，我受傷痊癒不久，要我留在上海的一個秘密據點，做恢復和發展浦西抗日武裝力量的工作，我服從組織安排。

　　組織上要我來做這個工作，是有重要背景的。抗戰初期，浦西的抗日武裝鬥爭在上海郊縣是發展最早，也是規模最大的。其中，特別是青浦顧複生同志和嘉定呂炳奎同志領導的抗日武裝影響最大。顧複生同志是大革命時期的共產黨員，大革命失敗後，被捕入獄，直到全面抗日才獲釋。他回來後，組織領導了青浦、松江一帶的抗日武裝隊伍。呂炳奎同志是嘉定地區的地方領袖，他把組織的地方抗日武裝交給了黨。新四軍東進到上海近郊，又使浦西地區的抗日武裝力量得到了進一步發展。東進部隊為了擴軍，就把顧複生、呂炳奎等同志領導的隊伍，全部改編為新四軍東路三支隊，由地方武裝上升為主力部隊。1939年底到1940年初，日軍進行大規模的「掃蕩」。三支隊從青嘉地區西撤到蘇常太和澄錫虞地區，這一帶就留下了空白。淞滬中心縣委成立後，東路領導的基本意圖是以昆東地區為立足點，開闢澱山湖遊擊根據地，恢復青東嘉定工作，爭取與浦東打通聯繫，為葉飛、何克希率領的「江抗」主力南下作好準備。而這一戰略要地，已被國民黨忠救軍大量滲透。當周達明同志率部準備接應浦東「五支隊」在天馬山會合時，發生了嚴重的謝石關事件。路南特委成立後，東路領導認為，為了打擊頑固派，壯大自己力量，必須在這一地區，繼續恢復和發展人民自己的武裝。組織上就要我來做這個工作。

　　秘密地點設在法租界的馬思南路（今思南路）附近的王三川弟弟王聯芳家的一個亭子間裡。王聯芳是經商的，他同情支持革命。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直至剿匪鬥爭中，為我們做了許多情報和聯絡工作。與我同住在王聯芳家的還有機要員康志榮同志（又名康星，現在北京汽車管理局工作）。不久，他調往浙東。

　　根據路南特委的指示，我的直接領導人是呂炳奎。我的具體任務是領導在松江的錢錦芳部和團結改造青浦的王皮夫部隊。這兩支部隊中已經有我黨的同志在工作。我記得在錢錦芳部隊，有任友良。任當時是共產黨員，後來他跑到忠救軍去了。我去松江鄉下錢錦芳部，就是任友良帶的路。

　　錢錦芳是松江的一個地方領袖，在天馬山小昆山一帶群眾中的威信很高。他的隊伍有30多人，在地方上很有影響，我是以新四軍名義做他工作的。他表示接受我們領導，而且很尊重我們的意見。我看了部隊後，向他提出：第一，要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組織戰士上政治課，講抗日道理，不要天天曬曬太陽，搓搓麻將；第二，要加強軍事訓練，天不亮起身出早操，訓練要隱蔽地進行；第三，部隊要經常轉移，以防敵人襲擊；第四，要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錢說沒有領導人，希望我能下去帶部隊。我說如果上級派我下來，我會來的。我看錢錦芳這個人抗戰意識較強，他非常佩服新四軍，自己還能帶帶部隊。我對他比較有信心。

　　王皮夫的部隊屬偽軍編制，裡面也有共產黨人。王比較進步，我們爭取他反正，率部起義。我沒有來得及與王皮夫本人接觸，工作都是通過王部隊裡的黨員去做的。

　　由於當時我下去帶部隊的條件還不成熟，所以，路南特委把工作地點設在上海。與我住在一起的另一個同志，他的工作是爭取教育上海洪幫人物陳大班。我們住在亭子間裡，公開身份是做生意的，白天一般不出門，晚上出去活動。我們生活相當艱苦，吃飯也不正常，有時買幾隻牛肉包子算是改善生活了，大多吃馬路攤販的「黃豆菜粥」。這些都是大飯店裡吃剩下來的重新燒煮的殘羹剩飯，弄一隻桶，兩隻碗，放在馬路邊上，賣給那些連攤販飯都吃不起的窮人。當時二房東對我也很注意，弄不清我是幹啥買賣的。

　　§7．奉命重返浦東

　　大約過了兩三個月，呂炳奎通知我重返浦東，把浦西的工作移交給王三川同志，這是路南特委的新決定。

　　當時情況是金子明和張席珍回浦東後，浦東「五支隊」的政治指導員已是成君宜同志。軍事仍然由張席珍負責。成君宜是上海黨組織派下去的，但與張席珍合不來，關係搞不好，鬥爭局面受影響。組織上決定把成君宜調走，仍把我調回來與張席珍合作。成君宜同志後隨連柏生轉移到浙東根據地，在1944年2月11日的戰鬥中光榮犧牲。

　　我馬上把關係移交給王三川。王三川同志接替我工作後，不久又被派到浙東余姚縣城去做偽軍張妙根的策反工作。張是王三川的同鄉，江湖習氣重，對王三川崇拜得五體投地。為了策反張妙根部，浙東區黨委就派他去控制張妙根部。不幸的是，由於我們工作上一個環節不慎，被敵偽察覺，王三川同志于1945年5月1日在余姚太平橋被敵人殺害。

　　後來，浦西這兩支部隊都沒有被我們爭取改造過來。特別可惜的是錢錦芳這支部隊。錢錦芳本人思想進步，抗日堅決，願意把部隊交給黨，後被敵人察覺，慘遭殺害，部隊也隨之解散。

　　當我第二次到浦東時，雖與我上次離開僅隔三四個月，但整個浦東的鬥爭形勢已發生了重大變化。

　　東路指揮部加強了浦東的領導力量，由連柏生、蔡群帆、林有璋、夏治行、成君宜等一批骨幹，組成了「五支隊」的第一、二、三、四個大隊。除地方常備隊外，部隊已發展到500多人的規模。槍支彈藥也較充足，常備大隊也有好幾百人。這一情況已引起日本軍方的高度注意。日軍為鞏固其上海的外圍陣地的安全，不斷加強對浦東的「掃蕩」，尋機襲擊我軍。另外，日軍在蘇、常、太搞試點「清鄉」，頗為得手，正在發動對太湖東南地區的「清鄉」，浦東是它下一個重點「清鄉」目標。我們剛剛發展壯大起來的抗日武裝正面臨新的考驗。

　　另一個情況是，1941年春，日軍大舉進犯浙東。浙東的國民黨10萬守軍，全線崩潰，退居以金華為中心的第二線固守。浙東三北地區，即余姚、慈溪、鎮海三縣的北部相繼淪陷。不過敵人主要佔領了重要城鎮，大片農村山區則成為空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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