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會見親屬(2)

會見親屬(2)

　　解放軍剛剛進入北京城的時候，有許多滿族的遺老是不安的，特別是愛新覺羅氏的後人，看了約法八章之後還是惴惴然，惶惶然。住在北京的這些老人，大多不曾在「滿洲國」和汪精衛政府當過「新貴」，但也有人並非能夠忘掉自己「天潢貴胄」的身份，放棄掉對我的迷信，所以在我當了囚犯之後，他們比舊時代更感到不安，加上每況愈下的滿族人口的凋落和自身景況的潦倒，他們的生活是黯淡無光的，對解放軍是不曾抱什麼「幻想」的。最先出乎他們意料的，是聽到東北人民政府給滿族子弟專門辦了學校，後來又看見有滿族代表也走進了懷仁堂，和各界人士一同坐在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會場上，參加了共同綱領的討論。接著，他們中間不少人的家裡來了人民政府的幹部，向他們訪問，邀請他們做地方政協的代表，請他們為滿族也為他們自己表示意見，請他們為新社會的建設提供自己的才能。在北京，我曾祖父（道光帝）的後人以及惇親王、恭親王和醇親王這三支的子弟，溥字輩的除了七叔家的幾個弟弟比較年輕之外，其餘都已是六十以上的老人。

　　我的堂兄溥伒（字雪齋，惇親王奕淙之孫、多羅貝勒載瀛之子），擅長繪畫、書法和古琴，這時已六十多歲，他沒想到又能從牆上摘下原已面臨絕響厄運的古琴，他不但自己每星期有一天在北海之濱，能和新朋舊友們沉醉在心愛的古老藝術的享受中，而且也從年輕的弟子身上看見了民族古樂的青春。他當選為古琴研究會的副會長、書法研究會的會長，被邀進了一個區的政協，又是中國畫院的畫師。溥伒的胞兄弟溥僴也是一位老畫家，這時也被聘為北京中國畫院的畫師，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又揮筆向青年一代傳授著中國畫。他的親叔伯兄弟溥修（載濂的次子），是瑞侄的胞叔，他曾做過「乾清門行走」，我在長春時曾委託他在天津看管過房產，後來雙目失明，喪失了一切活動能力，生活潦倒無依。解放後，他的經歷以及他肚子裡的活史料被新社會所重視，聘他為文史館員。這種文史館全國各地都普遍設立著，裡面有前清的舉人、秀才，也有從北洋政府到蔣介石朝代各個時期各個事件的見證人，有辛亥革命以及更早的同盟會舉事的參加者，也有最末一個封建宮廷內幕的目擊人。經過他們取得了大量的近代珍貴史料，在他們的晚年，也為新社會貢獻了自己的力量。雙目失明的修二哥對生活有了信心，心滿意足地回憶著清代史料，想好一段，口述一段，由別人代為記錄下來。

　　這些已經被新社會視為正常的現象，到了我的心目裡卻是非常新鮮、印象強烈的新聞。而印象更強烈的，更新鮮的，是我親眼看到的妹妹們身上的變化。

　　半年前，我和北京的弟弟妹妹們通了信，從來信中我就感覺到了我的家族正在發生變化，但是我從未對這種變化認真思索過。在偽滿時代，除了四弟和六妹七妹外，其餘的弟弟妹妹都住在長春，大崩潰時都隨我逃到通化。我做了俘虜之後，曾擔心過這些妹妹會因漢奸家屬的身份而受到歧視。二妹的丈夫是鄭孝胥的孫子，三妹五妹的丈夫一個是「皇后」的弟弟，一個是張勳的參謀長的兒子，全是偽滿中校。四妹夫的父親是清末因殺秋瑾而出名的紹興知府。這幾個妹夫不是偽滿的軍官，就是偽政權的官吏，只有六妹夫和七妹夫是兩個規規矩矩的讀書人，不過她們會不會被漢奸頭子的哥哥牽累上呢？我心裡也沒有底。這類的顧慮是同犯們共有的，我的顧慮比他們更大。後來在通信裡，才知道這種顧慮完全是多餘。弟弟和妹妹同別人一樣有就業機會，孩子們和別人的孩子一樣可以入學、升學以及享受助學金的待遇，四弟和七妹還是照舊當著小學教師，六妹是個自由職業者——畫家，五妹做了縫紉工人，三妹還是個社會活動家，被街道鄰居們選做治安保衛委員。儘管她們自己做飯、照顧孩子，但是她們在信中流露出的情緒總是滿意的、愉快的。我放了心。現在，我看到了她們，聽著她們和自己的丈夫談起別後經過，使我聯想起了過去。

　　我還記得五妹夫老萬睜著他那雙大眼睛問五妹：「你真會騎車了？你還會縫紉？」這是在他接到她的來信後就感到十分驚訝的問題，他現在又拿出來問她了。他的驚訝是有根據的。誰料得到從小連跑也不敢跑，長大了有多少僕婦和使女伺候，沒進過廚房沒摸過剪刀的「五格格」，居然今天能騎上自行車去上班，能拿起剪刀裁制衣服，成了一名自食其力的女縫紉工人呢？

　　更令我們這位學委會主任驚異的，是他的妻子回答得那麼自然：「那有什麼稀奇？這不比什麼都不會好嗎？」

　　要知道，假如過去的「五格格」說這樣的話，不但親戚朋友會嘲笑她，就連她自己也認為是羞恥的。那時候她只應該會打扮。會打麻將，會按著標準行禮如儀，而現在，她拿起了剪刀，像個男子一樣騎上自行車，過自食其力的生活了。

　　三妹的經歷比五妹更多一些。日本投降以後，她沒有立刻回到北京，因為孩子生病，她和兩個保姆一起留在通化。財產是沒有了，她恐怕留下的細軟財物和自己的身份引人注意，就在通化擺香煙攤，賣舊衣。在這個期間，她幾乎被國民黨特務騙走，她上過商人的當，把劃不著的火柴批發給她。她經過這些不平常的生活，到一九四九年才回到北京。解放後，街道上開會，她不斷去參加，因為在東北接觸過解放軍和人民政府，她知道些政府的政策，得到了鄰居們的信任，被推選出來做街道工作。她談起來最高興的一段工作，是宣傳新婚姻法……

　　這個經歷，在別人看來也許平淡無奇，在我可是不小的驚異。她過去的生活比五妹還要「嬌貴」，每天只知道玩，向我撒嬌，每逢聽說我送了別人東西，總要向我打聽，討「賞」，誰料得到，這個嬌慵懶散、只知道謝恩討賞的「三格格」竟會成了一名社會活動家？乍一聽來，真是不可思議。但這個變化是可以理解的。我理解她後來為什麼那麼積極地宣傳新婚姻法，為什麼她會在向鄰居們讀報時哭出來，因為我相信她說的這句話：「我從前是什麼？是個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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