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鄭孝胥的理想(2)

鄭孝胥的理想(2)

　　他提出過不少使「聖德令名彰於中外」的辦法，如用我的名義捐款助賑，用我的名義編纂《清朝歷代政要》，用我的名義倡議召開世界各國弭兵會議等等。有的我照辦了，有的無法辦，我也表示了贊許和同意。

　　我委任奧國亡命貴族阿克第男爵到歐洲為我進行遊說宣傳，臨行時，鄭孝胥親自向他說明，將來如蒙各國支持「複國」，立刻先實行這四條政策：「一、設責任內閣，閣員參用客卿；二、禁衛軍以客將統帥教練；三、速辦張家口——伊犁鐵路，用借款包工之策；四、國內設立之官辦商辦事業，限五年內一體成立。」

　　鄭孝胥的想法，以後日益體系化了。有一次，他說：「帝國鐵路，將四通八達，礦山無處不開，學校教育以孔教為基礎……」我問他：「列強真的會投資嗎？」他說：「他們要賺錢，一定爭先恐後。臣當年承辦璦琿鐵路，投資承包的就是如此，可惜朝廷給壓下了，有些守舊大臣竟看不出這事大有便宜。」那時我還不知道，作為辛亥革命風暴導火線的鐵路國有化政策，原來就是鄭孝胥給盛宣懷做幕府時出的主意。假若我當時知道這事，就准不會再那樣相信他。當時聽他說起辦鐵路，只想到這樣的問題：「可是辛亥國變，不就是川、湘各地路礦的事鬧起來的嗎？」他附和說：「是的，所以臣的方策中有官辦有商辦。不過中國人窮，錢少少辦，外國人富，投資多多辦，這很公平合理。」我又曾問過他：「那些外國人肯來當差嗎？」他說：「待如上賓，許以優待，享以特權，絕無不來之理。」我又問他：「許多外國人都來投資，如果他們爭起來怎麼辦？」他很有把握地說：「唯因如此，他們更非尊重皇上不可。」

　　這就是由共管論引申出來的日益體系化的鄭孝胥的政策，也是我所贊許的政策。我和他共同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取回我的寶座，繼續大清的氣脈，恢復宗室覺羅、文武臣僚、士大夫等等的舊日光景。

　　鄭孝胥在我出宮後，曾向段祺瑞活動「復原還宮」，在我到天津後，曾支持我拉攏軍閥、政客的活動，但是，在他心裡始終沒忘掉這個理想。特別是在其他活動屢不見效的情況下，他在這方面的願望尤其顯得熱烈。這在使用謝米諾夫這位客卿的問題上，分外地可以看出來。

　　當我把接見謝米諾夫的問題提出來時，陳寶琛擔心的是這件事會引起外界的責難，鄭孝胥著急的卻是怕我背著他和羅振玉進行這件事。他對陳寶琛說：「反對召見，反而使皇上避不諮詢，不如為皇上籌一妥善謹密之策，召見一次。」結果，謝米諾夫這個關係便叫他拉到手上了。

　　使他對謝米諾夫最感到興趣的，是謝和列強的關係。當謝米諾夫吹噓列強如何支持他，而各國干涉中國的政局之聲又甚囂塵上的時候，鄭孝胥認為時機來了，興高采烈地給張宗昌和謝米諾夫撮合，讓謝米諾夫的黨羽多布端到蒙古舉兵起事，並且親自跑上海，跑青島。他進行了些什麼具體活動，我現在已記憶不清了，只記得他十分得意地寫了不少詩。他的日記裡有這樣自我欣賞的描寫：「晨起，忽念近事，此後剝極而複，乃乾旋坤轉之會，非能創能改之才，不足以應之也。」「如袁世凱之謀篡，張勳之復辟，皆已成而旋敗，何者？無改創之識則枘鑿而不合矣！」（一九二五年十一月）「諸人本極畏事，固宜如此！」「夜與謝米諾夫。包文淵、畢瀚章、劉鳳池同至國民飯店，……皆大歡暢，約為同志，而推余為大哥。」（一九二六年五月）

　　英國騙子羅斯，以辦報紙助我復辟為名，騙了我一筆錢，後來又托鄭孝胥介紹銀行貸款，鄭孝胥因羅是謝米諾夫和多布端的朋友，就用自己的存摺作押，給他從銀行借了四千元。鄭垂覺得羅斯不可靠，來信請他父親留心，他回信教訓兒子說：「不能冒險，焉能舉事？」後來果然不出他兒子所料，羅斯這筆錢到期不還，銀行扣了鄭的存款抵了賬。儘管如此，當羅斯底下的人又來向鄭借錢的時候，由於謝米諾夫的關係，經多布端的說情，他又掏出一千元給了那個騙子。當然，我的錢經他手送出去的，那就更多。被他譏笑為「本極畏事，固宜如此」的陳寶琛，後來在歎息「蘇龕（鄭字），蘇龕，真乃疏忽不堪！」之外更加了一句：「慷慨，慷慨，豈非慷他人之慨！」

　　後來，他由期待各國支持謝米諾夫，轉而渴望日本多對謝米諾夫加點勁，他又由期待各國共管，轉而渴望日本首先加速對中國的干涉。當他的路線轉而步羅振玉後塵的時候，他的眼光遠比羅振玉高得多，什麼三野公館以及天津日軍司令部和領事館，都不在他眼裡；他活動的對象是直接找東京。不過他仍然沒忘了共管，他不是把日本看做唯一的外援，而是第一個外援，是求得外援的起點，也可以說是為了吸引共管的第一步，為「開放門戶」請的第一位「客人」。

　　他提出了到東京活動的建議，得到了我的贊許，得到了芳澤公使的同意。和他同去的，有一個在日本朝野間頗有「路子」的日本人太田外世雄。他經過這個浪人的安排，和軍部以及黑龍會方面都發生了接觸，後來，他很滿意地告訴我，日本朝野大多數都對我的復辟表示了「關心」和「同情」，對我們的未來的開放政策感到了興趣。總之，只要時機一到，我們就可以提出請求支援的要求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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