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由「使館區」到「租界」(3)

由「使館區」到「租界」(3)

　　點查清宮之結果，而知大宗古物多數業已抵賣，即歷代之金寶金冊皆在抵押中，雖以細人非至極窮，尚或不至賣其飼廟墳墓之碑額，奈何以煌煌歷代皇后金冊，亦落於大腹長袖者手？……吾敬為一班忠臣設計，應各激發忠義，為故主之遺嗣圖安寧，勿徒硜硜自詡，以供市井覓利者流大得其便宜貨，使來路不明之陳設品遍置堂室也。看了這樣的文章，我已經不是像在宮裡時那樣，感到內務府人的不可信任，我對於這份《京報》和短評作者，只看成是我的敵人。至於那些指責文章，更不用說，在我心裡引起的反應惟有仇恨。

　　我在日本使館住著，有幾次由於好奇，在深夜裡帶上一兩名隨侍，騎自行車外遊（後來使館鎖了大門，不讓出去了）。有一次我騎到紫禁城外的筒子河邊上，望著角樓和城堞的輪廓，想起了我剛離開不久的養心殿和乾清宮，想起了我的寶座和明黃色的一切，復仇和復辟的欲望一齊湧到我的心頭，不由得心如火燒。我的眼睛噙著淚水，心裡發下誓願，將來必以一個勝利的君王的姿態，就像第一代祖先那樣，重新回到這裡來。「再見！」我低低地說了這兩個雙關含意的字，然後跳上車子疾駛而去……

　　在使館的三個月裡，我日日接觸的，是日本主人的殷勤照拂，遺老們的忠誠信誓和來自社會的抗議。我的野心和仇恨，在這三種不同的影響下，日夜滋長著。我想到這樣呆下去是不行的，我應該為我的未來進行準備了，原先的打算又回到我的心中——我必須出洋到日本去。

　　使館對我的想法表示了支持。公使正面不做什麼表示，而池部書記宮公開表現了極大的熱情。羅振玉在他的自傳《集寥編》中提過這個池部，他說：「予自隨待人使館後，見池部君為人有風力，能斷言，乃推誠結納，池部君亦推誠相接，因密與商上行止，池部君謂：異日中國之亂，非上不能定，宜早他去，以就宏圖，於是兩人契益深……」

　　關於鄭孝胥和羅振玉這兩位「寵臣」的事，這裡要補述一下。這時以我為目標的爭奪戰，在日使館中又進入了新的階段，這次是以鄭孝胥的失敗和羅振玉的勝利而收場的。

　　鄭孝胥曾經拍過胸脯，說以他和段的關係，一定可以把優待條件恢復過來，段的親信幕僚曾毓雋、梁鴻志都是他的同鄉，王揖唐等人跟他半師半友，這些人從旁出力，更不在話下。後來段祺瑞許下的空口願不能兌現，使鄭孝胥大為狼狽。對鄭孝胥的微詞就在我耳邊出現了。從天津來的舊臣升允首先表示了對鄭的不滿，他向我說了不少鄭孝胥「清談誤國」、「妄談誑上」、「心懷叵測」、「一手遮天」之類的話。當時我並不知道，在前一個回合中失敗的羅振玉，和這些反鄭的議論，有什麼關係。經過升允這位先朝老臣的宣傳，我對鄭孝胥是冷淡下來了，而對羅振玉增加了好感。

　　羅振玉在我面前並沒有十分激烈地攻擊鄭孝胥，他多數時間是講他自己，而這樣做法比攻擊別人的效果還大。我從他的自我表白中得到的印象，不僅他是這場風險中救駕的大功臣，而且相形之下，鄭孝胥成了個冒功取巧的小人。據羅振玉自己說，段祺瑞從天津發出反對馮玉祥趕我出宮的電報，乃是他的活動結果之一。他回到北京，找到了他的好朋友竹本大佐，因此才有了迎我人日本兵營的準備。後來北府門前國民軍的撤走，據他說也是他找執政府交涉的結果。甚至我到東交民巷前決定的「先隨便出入，示人以無他」的計策，也是他事先授給陳寶琛的。

　　羅振玉後來在《集家編》中，關於我進日本使館的這一段，對鄭孝胥一字未提，只是在敘述我進日本使館後的情形時，說了一句：「自謂能令段祺瑞恢復優待者，以不能實其言，亦不告而南歸矣！」事實上，那時我一心想出洋，鄭孝胥並沒有支持我，在莊士敦已經不宣傳去倫敦做客的情形下，主張「東幸」的羅振玉自然更受到我的重視，我對鄭孝胥因此不再感興趣。於是鄭孝胥終於有一天鬱鬱地向我請假，說要回上海料理私事去，我當時還不明白他的意思，所以沒挽留他，他一氣就跑了。

　　生日過後不多天，羅振玉來告訴我說：他和池部已商量妥當，出洋的事應該到天津去做準備，在這裡住著是很不方便的；到天津，最好還是在日本租界裡找一所房子，早先買好的那房子在英租界，地點很不合適。我聽他說得有理，也很想看看天津這個大都市，他的主意正中下懷，便立即同意了。我派「南書房行走」朱汝珍去天津日租界找房子，結果看中了張園。不多天，羅振玉又說，張園那裡已經準備好，現在國民軍在換防，鐵路線上只有少數的一些奉軍，正是個好機會，可以立即動身。我向芳澤公使談了，他表示同意我去天津。為了我這次轉移，他派人通知了段祺瑞。段表示同意，還要派軍隊護送。芳澤沒有接受他的好意，他決定由天津日本總領事館的警察署長和便衣警察來京，由他們先護送我去，然後婉容她們再去。事情就這樣談妥了。

　　民國十四年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七時，我向芳澤公使夫婦辭行。我們照了相，我向他們表示了謝意，他們祝我一路平安，然後由池部和便衣日警們陪著，出了日本公使館的後門，步行到了北京前門車站。我在火車上找到了羅振玉父子。火車在行進的一路上，每逢到站停車，就上來幾個穿黑便衣的日本警察和特務，車到了天津，車廂裡大半都被這樣的人占滿了。日本駐天津總領事吉田茂和駐屯軍的軍官士兵們，大約有幾十名，把我接下了車。

　　第三天，《順天時報》上便出現了日本公使館的聲明：

　　本公使館滯在中之前清宣統皇帝，于二十三日夜，突然向天津出發，本館即於二十四日午後，將此旨通知段執政及外交總長，備作參考。原宣統皇帝懷有離京之意，早為執政之政府所熟知，而無何等干涉之意，又為本館所瞭解，但豫想迄實行之日，當尚有多少時日，不意今竟急遽離開北京，想因昨今一二新聞，頻載不穩之記事，致促其行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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