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紫禁城的末日

紫禁城的末日(1)

　　這次整頓內務府宣告失敗，並不能使我就此「停車」。車沒有停，不過拐個彎兒。我自從上了車，就不斷有人給我加油打氣，或者指點路標方向。

　　遺老們向我密陳恢復「大計」，前面說的只不過是其中的一例。在我婚後，像那樣想為我效力的人，到處都有。例如康有為和他的徒弟徐勤、徐良兩父子，打著「中華帝國憲政黨」的招牌，在國內國外活動。他們的活動情況，繼續地通過莊士敦傳到宮中。徐勤寫來奏摺吹牛說，這個黨在海外擁有十萬黨員和五家報紙。在我出宮前兩年，徐良曾到廣西找軍閥林俊廷去活動復辟，他給莊士敦來信說，廣西的三派軍人首領陸榮廷、林俊廷和沈鴻英「三人皆與我黨同宗旨，他日有事必可相助對待反對黨也」^①。民國十三年春節後，康有為給莊士敦的信中說：「經年奔走，至除夕乃歸，幸所至遊說，皆能見聽，亦由各方厭亂，人有同心。」據他說陝西、湖北、湖南、江蘇。安徽、江西、貴州、雲南全都說好了，或者到時一說就行。他最寄予希望的是吳佩孚，說「洛（指吳，吳當時在洛陽）忠於孟德（指曹錕），然聞已重病，如一有它，則傳電可以旋轉」。又說湖北蕭耀南說過「一電可來」的話，到他生日，「可一賞之」。現在看起來，康有為信中說了不少夢話，後來更成了沒有實效的招搖行徑。但當時我和莊士敦對他的話不僅沒有懷疑，而且大為歡欣鼓舞，並按他的指點送壽禮、賞福壽字。我在他們指點之下，開始懂得為自己的「理想」去動用財富了。

　　①民十三年我出宮後，接收清宮的清室善後委員會在養心殿搜出了康有力和徐良給莊士敦的信共二封，連同金梁的條陳和江亢虎請覲見的信都發表了出來，但當時卻沒發表這一封，也沒發表康有為向吳佩孚進行活動的往來信件。——作者

　　同樣的例子還有「慈善捐款」。這是由哪位師傅的指點，不記得了，但動機是很清楚的，因為我這時懂得了社會輿論的價值。那時在北京報紙的社會版上，差不多天天都有「宣統帝施助善款待領」的消息。我的「施助」活動大致有兩種，一種是根據報紙登載的貧民消息，把款送請報社代發，另一種是派人直接送到貧戶家裡。無論哪一種做法，過一兩天報上總有這樣的新聞：「本報前登某某求助一事，荷清帝遣人送去X元……」既表彰了我，又宣傳了「本報」的作用。為了後者，幾乎無報不登吸引我注意的貧民消息，我也樂得讓各種報紙都給我做宣傳。以至有的報居然登出這樣的文章來：

　　時事小言皇恩浩蕩

　　皇恩浩蕩，乃君主時恭維皇帝的一句普通話，不意改建民國後，又聞有皇恩浩蕩之聲浪也。今歲入冬以來，京師貧民日眾，凡經本報披露者，皆得有清帝之助款，貧民取款時，無不口訴皇恩之浩蕩也。即本報代為介紹，同人幫同忙碌，然盡報紙之天職，一方替貧民之呼籲，一方代清帝之布恩，同人等亦無不忻忻然而雲皇恩浩蕩也。或日清帝退位深官，坐擁鉅款，既無若何消耗，只好救濟貧民，此不足為奇也。惟民國之政客軍閥無不坐擁鉅款，且並不見有一救濟慈善者，於此更可見宣統帝之皇恩浩蕩也^①。

　　①見民國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平報》，作者：秋隱。

　　像這樣的文章，對我的價值自然比十塊八塊的助款大得太多了。

　　我付出最大的一筆賑款，是對民國十二年九月發生的日本「震災」。那次日本地震的損失驚動了世界，我想讓全世界知道「宣統帝」的「善心」，決定拿出一筆鉅款助賑。我的陳師傅看的比我更遠，他在稱讚了「皇恩浩蕩，天心仁慈」之後，告訴我說：「此舉之影響，必不僅限於此。」後來因為現款困難，便送去了據估價在美金三十萬元上下的古玩字畫珍寶。日本芳澤公使陪同日本國會代表團來向我致謝時，宮中出現的興奮氣氛，竟和外國使節來觀大婚禮時相像。

　　在這個時期，我的生活更加荒唐，幹了不少自相矛盾的事。比如我一面責怪內務府開支太大，一面又揮霍無度。我從外國畫報上看到洋狗的照片，就叫內務府向國外買來，連同狗食也要由國外定購。狗生了病請獸醫，比給人治病用的錢還多。北京警察學校有位姓錢的獸醫，大概看准了我的性格，極力巴結，給我寫了好幾個關於養狗知識的奏摺，於是得到了綠玉手串、金戒指、鼻煙壺等十件珍品的賞賜。我有時從報上看見什麼新鮮玩藝，如四歲孩子能讀《孟子》，某人發現一隻異樣的蜘蛛，就會叫進宮裡看看，當然也要賞錢。我一下子喜歡上了石頭子兒，便有人買了各式各樣的石頭子兒送來，我都給以巨額賞賜。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