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名人傳記 > 粟裕戰爭回憶錄 | 上頁 下頁


  與此同時,整個部隊也進行了統一的整編,共組成七個步兵連。我被分配到五連任指導員,連長是耿凱同志。(他是朱德同志領導的教育團的學生,後來犧牲了)。另外還有一個迫擊炮連,一個重機關槍連,總共九個連,合組成一個團。這支隊伍雖小,目標卻是很大的。各地國民黨反動勢力,都知道我們是南昌起義剩下來的賀、葉部隊,是共產黨領導的一支革命武裝。我們走到哪裡,就有地主民團給國民黨通風報信。為了縮小目標,便於蔭蔽,我們便取用「國民革命軍第五縱隊」番號,司令是朱德同志,對外化名王楷(因朱德同志的號叫玉階而化此名),指導員是陳毅同志,參謀長是王爾琢同志。

  自饒平出發以來,朱德同志和陳毅同志一直很重視部隊的政治思想工作,他們常常到基層軍官和士兵中去耐心地進行說服教育。現在整頓了黨的組織,重新整編了部隊,他們就能夠依靠和發揮組織的作用,更好地加強部隊的政治思想工作。潮汕失敗,我們算是打了大敗仗,幾乎全軍覆沒,一路來部隊情緒低沉。經過這一段的工作,部隊逐漸活躍起來,人們不再是愁眉苦臉了,議論聲,談笑聲,常常在部隊中迴響,初步顯示了政治工作的強大威力。同時,轉戰贛南山區時走散和離隊的人員,因為到處遭到反革命勢力的追捕,有些人又陸續返回部隊,這一事實,也從反面教育了大家。從此,部隊的組織狀況和精神面貌都大為改觀,團結成了一個比較鞏固的戰鬥集體。這時全團雖然只有七八百人,比起饒平出發時只剩下了三分之一,但是就整體來說,這支隊伍經過嚴峻的鍛煉和考驗,質量更高了,是大浪淘沙保留下來的精華,已成為不滅的革命火種。這次大庾整編,是我們這支部隊改造的重要開端。我軍的完全改造,是上井岡山以後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實現的。

  這時候還處於建軍初期,我們党還缺乏建設一支無產階級領導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新型的革命軍隊的經驗。而建設這種軍隊的一整套方針路線,是上井岡山後,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從實踐上和理論上全面、系統、正確解決的。朱德同志和陳毅同志,在領導起義部隊西進的戰鬥歷程中,為我軍的建設貢獻了寶貴的經驗,他們都不愧為我軍傑出的創始者之一。

  【上山打遊擊】

  在朱德同志和陳毅同志的領導下,我們這支部隊隨即開始了對新的革命道路的探索。十一月上旬,我們離開大庾縣境,來到了湘、粵、贛三省交界處崇義縣以西的上堡,文英、古亭地區。這裡在大革命時期,農民運動高漲,革命影響較深,群眾基礎較好,又是一片連綿不斷的山區,便於部隊隱蔽活動。這時軍閥混戰方酣,湘、粵、贛的大小軍閥都捲入到這場戰爭裡去了。朱德同志和陳毅同志抓住這一有利時機,決定部隊進入山區,發動群眾,開展遊擊戰爭。我們首先打走了占山為王、殺人放火、作惡多端的土匪何其朗部,收繳了地主的武裝,控制了這個山區。同時整頓了原來的關卡,收了點稅,解決部隊的給養。部隊除了出操上課進行政治和軍事訓練外,以連、排為單位分散活動,幫助農民生產勞動,向群眾宣講共產黨是為窮人謀利益的,我們是為窮人打天下的,窮人多,革命一定勝利等革命道理。在此以前,我們這支部隊只知道打仗,現在也搞群眾工作了,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在崇義地區活動時間不長,大約二十天左右,意義是重大的。我們第一次把武裝鬥爭同農民運動結合起來,雖然這還是初步的嘗試。

  十二月上旬,我們轉移到仁化,和中共廣東北江特委取得了聯繫。在這裡,得知了我黨要舉行廣州起義的消息,同時接到黨中央來信,指示朱德同志和陳毅同志率部隊于十二月十五日趕到廣州,參加廣州起義。於是,我們兼程南下,但剛趕到韶關城郊,就得知廣州起義已經失敗了。

  這時韶關市內的氣氛十分緊張,店鋪、銀行、錢莊紛紛關門。韶關商團有七八百條槍,如臨大敵,阻止我們進城。我們就開到韶關城外西南郊的西河壩,打算住在一個天主教堂裡。可是天主堂的法國神甫也不讓我們住,「哇哩哇啦」對著我們吵。我們不懂外國話,無法和這個神甫說道理。正在爭執不下時,陳毅同志走過來,親自和神甫談了一陣,這個神甫才算老實了。這時我們才知道陳毅同志是留法勤工儉學的學生,說得一口流利的法語,算得是個大知識分子了。然而,他卻能夠與我們一起同生死共患難,大家就更加信服和敬佩陳毅同志了。

  廣州起義的失敗,進一步激發了我們對蔣介石國民黨的無比仇恨。我們在西河壩時,每天隊伍集合都要高唱國際歌和呼喊打倒國民黨的口號。廣州起義失敗,也更加促進了我們到農村中去開展革命鬥爭。在西河壩駐得不久,朱德同志和陳毅同志就率領我們轉移到韶關西北六十裡左右的犁鋪頭。這是一個農村集鎮,來到這一帶,就更便於開展工作了。我們白天休養生息,保存力量,訓練部隊;晚上仍以連、排為單位,分散到農村中去,宣傳群眾,發動群眾,並且開始了打土豪。這時,部隊還收容了一些在廣州起義失敗後跑到這一帶來的同志。我們的隊伍開始有些擴大,思想情緒和階級覺悟也不斷提高。

  對於這一段鬥爭實踐,朱德同志十分重視。他曾經追憶說:「幹革命,過去只知道在城市裡搞起義,這時候才知道還可以上山打遊擊。」他又說:「那時候黨中央的政策不想打遊擊,而是想搞城市起義。」「我們原來也不知道上山,開始上山搞了個把月,覺得上山有出路。」南昌起義,開闢了我黨獨立領導革命戰爭的新紀元,但是當時還缺乏實踐經驗,還沒有認識到必須把武裝鬥爭同農民運動結合起來。朱德、陳毅同志正是在起義失敗之後西進的鬥爭實踐中,不斷探索新的革命道路,從而領導我們開始實現從城市到農村、從正規戰到遊擊戰的重大戰略轉變。

  這一時期,我們所以能夠在長途轉戰之後,取得暫時比較穩定的環境,休整部隊和開展農村群眾工作,這是和朱德、陳毅同志根據當時實際情況,利用敵人陣營內部矛盾,正確地運用革命策略分不開的。當時駐在我們部隊附近的,是滇軍范石生的十六軍。范石生同朱德同志在雲南講武堂是同班同學,他與蔣系、桂系軍閥都有矛盾,尤其是受到蔣系軍閥的排擠。朱德、陳毅同志分析了這種形勢,認為儘管在全國範圍國共合作已經破裂,但在當面的具體情況下,仍有可能同范石生實行短暫的「合作」。於是,由朱德同志利用老關係,在范石生接受了我們提出的「部隊編制、組織不動,要走隨時就走」等原則條件下,同他達成了協議。我們改番號為十六軍四十七師一四O團,朱德同志(仍化名王楷)任四十七師副師長兼一四O團團長。我們從范石生那裡取得了一批現洋和軍用物資,補充了部隊,解決了當時彈藥、冬衣、被服等供給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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