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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七


  §(三)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

  現在來談一下在這些年裡她同中國共產黨的關係。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重大方針政策都是中共提出的。每一重大方針政策交給政府討論和公佈之前,黨的一位最高領導人(通常是周恩來總理)總會先去向她通報決策的內容和根據,並徵詢她的意見。這一作法是出於對一位始終如一的至友和共同戰鬥的夥伴的尊重,儘管她不是共產黨員。

  1956年9月,她接到特別的邀請,列席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第一次)並在大會上致詞——她是唯一的一位在大會上發言的非共產黨人士,八個民主黨派和無黨派的人士只是聯名向大會致送了書面祝詞。

  她首先祝賀黨「在過去的每一個階段的革命鬥爭中所取得的輝煌成就」。接著,她說:「像我這樣一個非共產黨員,能夠列席這次具有歷史意義的大會,這是我畢生中感到最光榮和最愉快的事。

  「十天來,我在這裡列席……受到很大的鼓舞……

  「中國人民積了幾十年慘痛的經驗教訓,終於在中國共產黨正確的領導下,很快地解脫了帝國主義的束縛,消滅了封建主義,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決定性的勝利。經過兩次革命,我們已經推翻了那人吃人的剝削制度而站立起來。這在人類歷史的進程中,再一次樹立了一個偉大的里程碑……沒有党的領導,我們的勝利是不可能的。」「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中國共產黨……從不脫離群眾。中國共產黨在愛國主義的旗幟下,聯合所有民主克服,建立了統一戰線和人民政府。它運用這個國家政權的力量,肅清了反革命分子,恢復了國民經濟,為建設社會主義社會鋪平了道路。

  「……在中國共產黨建黨以來三十五年間,很大一部分人類已經脫離了帝國主義的束縛而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我深信,將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終於會成為全世界的一種通行的社會制度。……」

  ①《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致詞》(1956年9月26日),《宋慶齡選集》,第364—366頁。

  宋慶齡本人在1957年4月——當時中國革命已堅定地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曾向當時在党的領導人中排名第二的劉少奇表示了入黨的願望(據劉的遺孀王光美後來發表的回憶文章)。在黨中央討論了她的這一要求之後,劉少奇和周恩來親自去看她,轉達中央的意見。他們告訴她,「你暫時留在黨外對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些。你雖然沒有入黨,我們黨的一切大事,我們都隨時告訴你,你都可以參與。」據說,周恩來講過這樣一句話,「在中國有百萬共產黨員,但只有一個宋慶齡。」

  ①王光美《永恆的紀念》一文載《宋慶齡紀念集》,第185—193頁。
  ②所引周恩來的話曾廣為流傳,但本書作者尚未找到書面材料。

  在這一年稍後一些時候,黨對她的尊重有了更進一步的表示。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她被邀參加由毛澤東率領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團,於11月間赴莫斯科參加慶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及各國共產黨和工人党會議。(代表團成員中有鄧小平、彭德懷和楊尚昆等)

  在莫斯科勞動人民的一次紀念大會上,她在講話中回憶1927年對莫斯科的訪問:「三十年前的十月革命節,我也曾經同你們在一起。我的心情是沉重的。我為了抗議對孫中山遺囑和中國革命的背叛,被迫離開了我的國家。但是,當我一踏上了蘇維埃的土地,我就知道我們的事業並沒有全部失敗。蘇聯人民的鼓勵使我確信,我們的革命雖然當時處於低潮,但是它會再一次高漲起來,人民是會勝利的。而在今天,我國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已經取得了革命勝利,正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

  ①《人民日報》,1957年11月9日。轉引自《宋慶齡年譜),第272頁。

  在這次聚會上,正如上一年在中共「八大」上,她會見了許多外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其中有一些是她所一直敬仰的,如西班牙共產黨女領袖、筆名「熱情之花」的多洛雷斯·伊巴露麗。

  在回京後給本書作者的熱情洋溢的信中,她著重談了兩點。一是中國革命的偉大和特點。在各國黨代表團中,只有中國黨代表團有非党人士參加(除宋慶齡外還有詩人、學者郭沫若和小說家茅盾)。這一點說明「中國人民在當前時期的高度聲望以及中國革命的特殊條件。」二是她對於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發展的熱切期望:

  ①宋慶齡致愛潑斯坦,北京,1957年11月30日。

  「六十四個黨的聯合聲明讀起來是不是有點像第二個《共產黨宣言》?它必然會產生同第一個宣言一樣的影響——激勵全世界人民為社會主義和真正民主而奮鬥。」

  她這一次帶回來送給本書作者的禮物是經過挑選的回憶列寧的書籍,一本本都是厚厚的,還附有許多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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