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153)_愛潑斯坦

一五三

　　◎第十八章建設新中國：1949—1965年

　　§（一）新中國的誕生

　　1949年8月26日，宋慶齡從上海啟程，乘火車前往北京。這兩天的旅程是她一生中最愉快的旅程。以往，她的每次旅行總是在她選定的生活道路上走向即將發生的新的複雜而危險的情況，而這一次則是在這條道路上走向勝利的頂峰。一個新的中國——一個取得了民族獨立的中國、一個在政治上屬人民、以改善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為目標的中國，正在誕生。她將走上她在新中國的崗位。

　　在車上同行作伴的有周恩來的夫人鄧穎超，她是專程從北京來接她的；還有她長期的工作夥伴廖夢醒。作為老朋友，她們一路上自然而然地談論著所見到的人群景物——她熱切地注意著各種新生活的跡象——以及在新的首都將會看到的景象。她在後來到上海後所作的一次廣播講話中，生動地談到她在路上的興奮心情以及政治上的和個人的希望：「當田野在火車的窗外飛掠而過……當沿途的城市、市鎮和鄉村飛馳過去，當我看到……無數大小的河流……我就感覺到，我們中國是可以成為富饒之地的，一切基本的條件都具備了……這兒一大堆工廠，那兒一隊隊耕種機在墾著地。路上的景色觸動了我無窮的想像力。這也使我明白，中國人民如果要從天然富源中獲得最高生產量，必須面對巨大的工作。但是我也看到，任何成就都是我們力所能及的。人民的力量將是我們的推動力……不論在窮鄉僻角或城市的每個地段，人民在克服艱難和障礙。……在華東，農民和水災大力地鬥爭著，搶救他們的田地，搶救他們的穀物。鐵路工人、造橋工人和人民解放軍在偉大英勇地勞動著，搶修被反動派所毀壞的主要的鐵路幹線。使人印象最深的，是橫跨波濤洶湧的淮河臨時大橋，這對於溝通華北與華南的交通有無上巨大的意義。……在每一個表示進步的例子中，我看到中國迅速復興建設的另一個希望。」

　　舊的障礙已經消除，原來受束縛的巨大能量被釋放出來——現在所需要的是教育、現代技術、社會改組和改善人民生活，這最後一點是她所一直最為關心的：「我想到孫中山的一句話：『行易知難』。我所看到的，證明中國人民是會『行』的。我也看到，只須具備技術知識，我們是能夠克服任何困難的，我們是會『知』的。是的，我們對於人和自然的勝利是光榮的。但是其他景象又告訴我這些勝利必須增加，並且不斷地增加。我們的人民，尤其是農村裡的人民，是窮苦的。我們需要住屋。我們需要醫藥照料和衛生設備。我們需要保育和教育等種種設備，我們的人民需要無數的東西。

　　「但是這並不是說我在鄉村裡看不到希望，相反的，在老解放區的農民，看來要比新解放區的健康得多。他們有夠穿的衣服，而且穿得很清潔。許多現象都說明，他們的生活比較舒服……這些人已經走上了進步之路。……我們必須保證每個人都能走上這進步之路。……假如把工人和農民的政治覺悟提高，我們可以向前推進得很快。各階層的人必須聯合起來向我們的革命目標奮鬥前進，這是唯一向前進步的道路。」^①

　　①《華北之行的印象》（1949年11月9日在上海人民廣播電臺發表的講話），《宋慶齡選集），第200—203頁。

　　1949年8月28日，宋慶齡抵達北京。她的到達不止是她個人的事情，而是反映了中國革命中兩條洪流的匯合——一條是由孫中山所發起並在晚年改變了導向的，另一條則是由共產黨領導的，它代表了革命的繼續高漲並走向勝利和社會主義新階段。這一匯合典型地體現在到車站去迎接她的重要人物的隊列中。他們之中有：

　　勝利的中國共產黨的主席毛澤東，党領導下的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党最重耍的執行人和外交代表周恩來：

　　老共產黨員林伯渠和董必武，他們早在孫中山流亡日本時就是他的追隨者，後來幫助建立了20年代的第一次國共統一戰線：

　　孫中山最重要的助手、遇刺殉難的廖仲愷的夫人何香凝和詩人、散文家柳亞子，兩人都是堅定的國民黨左派，在風暴頻仍的幾十年中堅持國共合作的主張，都是宋慶齡的同志：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現任領導人李濟深，他曾是國民黨重要將領，1927年站在反動派一邊，但現在贊同實行新的革命團結，並接受了歷史的判決——這一統一戰線只能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

　　著名的救國會「七君子」領頭人、已有74歲高齡的法學家沈鈞儒，他的個子不高、長髯飄拂，學識高深而精神堅強：

　　作家和學者郭沫若，在1926—1927年北伐軍中曾任宣傳科長，他代表左派知識分子：

　　廖仲愷、何香凝之子廖承志，現任中共青年組織的領導人，是在革命的兩代人間非常合適的聯結紐帶：

　　最後，還有一群幼童捧著鮮花來歡迎她。他們來自「洛杉磯」保育院（抗戰時期設于延安，收容戰爭孤兒，由美國洛杉磯華僑響應宋慶齡號召捐款建立）。宋慶齡一貫關懷最新的一代——它代表著未來。

　　這一精心的安排富於戲劇性，卻又非常符合歷史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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