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151)_愛潑斯坦

一五一

　　§（十三）在人民的事業即將獲勝的時刻

　　但是，就宋慶齡和她在上海的工作而言，政治氣候不是由國民黨或美國報刊所造成，而是決定於這樣一個明白的事實，即中國革命正在走向勝利，越來越多的人想轉到勝利者的一邊來。

　　因此，到了1948年4月7日，西爾維亞·坎貝爾在家信中能夠這樣說：「中國福利基金會終於成了社會的尖子……每一個人都希望被看成『開明分子』……當你正在贏得勝利的時候，就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在5、6月份，基金會「仍處於社會名望的頂端」。在6月份舉辦的為兒童募捐的義賣會得到上海各國領事的贊助，「上海社交界最有名的婦女都出席了」。「招待威廉·C·布立特的女主人把他和其他所有陪客都拉來參加，甚至紅衣主教斯佩爾曼也要光臨。」（布立特是前美國駐蘇、法大使，後來變得狂熱地親國民黨。斯佩爾曼紅衣主教是美國天主教領導人之一、反共主義先鋒。兩人當時均在上海訪問。）

　　在11月份，西爾維亞在家信中描寫了在孫中山誕辰紀念日去看望宋慶齡或向她送花贈禮的中外名人，勢如潮湧——他們都覺得這是政治上一種精明的做法。其中之一是美國駐上海總領事卡伯特夫人，她對宋慶齡說，歸根到底，「每一代都會有這一代的革命」，宋聽了「差點樂得噎住」。西爾維亞還寫道，宋慶齡「以最親切的態度」對那些來送禮的國民黨官員們說，「你們記住了孫先生的生日，為什麼不記住他的遺教？」^①

　　①西爾維亞·坎貝爾家信，1948年11月14日。

　　1947年底，美國和國民黨的高層人物曾經想從宋慶齡那裡摸清中共要什麼條件才會停止日趨淩厲的反攻。其中之一是新任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這位「傳教士一教育家一政客」三位一體的人物、宋慶齡父親宋耀如在教會中的一位老相識。20年前，他曾為國民黨試探流亡在柏林的宋慶齡（見第十章）。現在，他擔負著類似的使命，但在完全不同的條件下，他要求宋慶齡親自陪同他參觀中國福利基金會在上海的各種設施。宋慶齡表示難以應命，因為她的妹妹蔣夫人已先邀請她去杭州西湖旅遊——這是事實，但也是事出有因。她委託所信任的中國福利基金會同事、曾任女青年會幹事的余志英陪同司徒雷登參觀並向餘說明了情況。

　　後來發現，蔣夫人的邀請同司徒雷登的請求有同樣的目的。在杭州，她問宋慶齡，共產黨的底牌到底是什麼。慶齡回答說，她不是共產黨員，不瞭解。很快她就買了火車票回上海，把情況告訴了廖夢醒——她同中共之間的聯絡員。^①

　　①余志英的回憶、80年代後期錄音。她當時已是中共地下黨員。關於司徒雷登的事情是她自己的記憶。關於宋美齡的事情是當時廖夢醒告訴她的。

　　國民黨企圖利用她來摸清越來越占上風的中共的底細，並且——如果可能的話——軟化中共的立場，這種努力並未終止。在宋慶齡這一方面，她拒絕介入應由兩黨當面商談解決的事務。

　　最後，作為絕望的掙扎，國民黨試圖起用她擔任它那個朝不保夕的政府的名義上的首腦。1949年初，國民黨在全世界大肆散播謠言，說她已收到這一請求並可能接受。謠言一直傳進了美國國務院，說是遠在尼加拉瓜馬那瓜的一個中國外交官透露的消息。^①宋慶齡一舉粉碎了這些試探氣球。1949年1月11日，上海英商《字林西報》（英文）刊載了宋慶齡以中國福利基金會名義發表的聲明（1949年1月10日）：

　　①美國國務院1949年1月14日收到駐馬那瓜大使館航郵，引用「中國駐馬那瓜總領事殷尚德（譯音）」的話。

　　「孫中山夫人今天宣佈：關於她將在政府中就職或擔任職責的一些傳說，是毫無根據的。孫夫人進一步聲明，她正在以全部時間和精力致力於中國福利基金會的救濟工作。她是這個中國福利機構的創始人和主席。」^①

　　①載《永遠和黨在一起》，第97頁。

　　這個聲明發表之後4天，人民解放軍就把國民黨還出了北方最大城市、北京的海上門戶天津。

　　同一星期，中國福利基金會拒絕了向美國經濟合作署申請補助的建議。過去，中福會在救濟款物的分配中總是受到美國和國民黨的歧視，現在卻有人告訴它，如果它提出申請，一定會被批准。中福會拒絕這個建議是有原因的。美國經濟合作署署長保羅·G，霍夫曼當時揚言，如果中共領導的軍隊前進到長江為止，把半個中國留給國民黨，使中國像朝鮮和越南那樣南北分治，那未中共可以指望美國給予十分慷慨的援助，以用於重建。

　　中國福利基金會同中國的解放區一樣，願意接受援助，但不能吞下釣餌。西爾維亞給父母的信上寫道，「我們決定暫時不同他們打交道。孫夫人極易受到傷害，他們很可能想利用她為他們那些第五縱隊性質的計劃充當櫥窗，那些計劃是企圖破壞新中國政權的。」^①

　　①西爾維亞·坎貝爾，1948年10月14日家書。

　　至於美國那些主要的救濟團體——美國政府和大公司都插手這些團體——隨著中國革命接近勝利，它們都參與了「冷戰」。對華救濟團體的總部「對華服務聯合會」（它取代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中國救濟聯合委員會」）丟掉了一切所謂「不偏不倚的慈善事業」的虛偽面貌。它的主席保羅·麥克納特引用了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的一段話來概括這個聯合會的真正動機。這段話摘自美國國務院1949年8月5日發表美中關係白皮書之前，艾奇遜寫給杜魯門總統的一封信，它承認對中國的一種干涉方式宣告失敗，提出另一種方式：「我們仍舊相信，中國的局面在最近的將來無論可能是怎樣悲慘，無論偉大的中國人民的一大部分可能怎樣殘酷地處於為外國帝國主義利益而效力的一個政黨的剝削之下，中國的悠久文明和民主的個人主義終將再度勝利，中國終將推翻外來制度。我認為我們應當在中國鼓勵現在或將來能促進上述目標的一切發展。」^①

　　①麥克納特致美國捐助者的一個通告，1949年9月6日發出。所引艾奇跡致杜魯門信的中文譯文據《中國近代對外關係史（1840—1949）資料選輯》下卷第二分冊，第511頁。

　　照這樣的看法，中國人民所說的解放是「悲劇性的」，中國終於贏得的獨立是「外國的羈絆」，每件事、每個人可以用來推翻這些勝利的，無論在當時或以後都應加以鼓勵。

　　在另一個呼籲書中，話說得更為露骨。這份呼籲書也取了一個更有軍事味道的題目：《其他防禦》。它說：「我們相信，中國為美國提供了基督精神和保衛自由企業制度的一處戰略性邊疆……掌握這個機會將是對美國和基督精神的敵人的一個有效打擊。」^①

　　①這份題為《其他防禦》的美國對華服務聯合會1948—1949年呼籲書由主席麥克納特和查爾斯·愛迪生及名譽主席多人簽署，其中有不久前還被稱譽為中國內戰公正調停人的馬歇爾將軍。

　　宋慶齡和中國福利基金會因此不僅不為美國經濟合作署所提的補助建議所惑，還決定不再同美國「對華服務聯合會」來往。這又迫使中福會——雖事屬不得已但態度堅決——同美國援華會斷絕關係，美國援華會是一個長期支持中福會的團體，但它仍想從美國對華服務聯合會領取經費。不久，美國援華會中一些不同意這一立場的理事另組一個新的援華團體「中國福利呼籲會」，把對華救濟、對正在出現的新中國表示友好這兩件事情聯繫起來。它的主席是耿麗淑，積極參與其事的許多人中有當時在紐約工作的本書作者。

　　宋慶齡對美國的重要支持者分別發去由她親自簽名的信件，說明同美國援華會斷絕關係的原因：「不顧我們的一再請求……美國援華會認為還是留在美國對華服務聯合會這個組織之內最好，因為離開這個組織，籌款太困難。……與此同時，聯合會……卻把反對新中國的政治宣傳塞進募捐呼籲之中……當貴國的一些友人想建立一個新組織來協助我們的救濟項目時……我們對他們在這樣的困難時刻所採取的勇敢立場，至為感佩，……這就是中國福利呼籲會的由來……它是我們的指定代表機構……我認為，為了他們的進步思想和真誠目標，他們應該得到大力支持。」^①

　　①引自其中一封給克拉克·福爾曼（紐約）的信，1949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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