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143)_愛潑斯坦

一四三

　　§（五）反對美國政府的政策——對美國和美國人民友好

　　關於宋慶齡一貫譴責美國政府在中國重起內戰中的作用，上面已經有不少敘述。她對美國這個國家、美國人民和具體的美國人則態度截然不同。

　　1946年3月1日，她回到上海不久就在給保盟老同事劉陳伊華信中提到，她收到許多希望她重訪美國的邀請，她也很想去，但國內的工作使她不能分身（見本章第二節）。不久，她在給亞曆山德拉·斯利普的信中又提到這件事。前面已提到過，斯利普是她1912年就認識的少年朋友，兩人一直斷斷續續地通訊（信的內容都是非政治性的），直到兩人都年逾八旬。她在信上說：「我多麼希望現在就能實現訪美的計劃！但我想你知道這牽涉到很多事情……我國很大一部分地區遭受著饑荒的威脅，傳染病和其他疾病也要努力防治……因此我留在國內是必要的，即使只是為了提醒人們，瘟疫和傳染病是隔離不開的。當然，我也知道，我對美國的訪問同樣是會有成果的……除救濟工作外，還可以激勵美國人為中國謀福利……」^①

　　①宋慶齡自上海致美國亞曆山德拉（「阿利」）·曼·斯利普，1946年5月16日。據馬爾科姆·羅舒爾特編《舊藏中國來信（1913—1976）》。

　　這一年，美國「爭取遠東民主政策委員會」執行秘書莫德·拉塞爾對她發出正式邀請。（這個組織反對美國站在蔣介石一邊對中國進行干涉。）宋慶齡在複電中說，「由於重要原因」她不能應邀前往。^①這裡所說的原因不只是技術性的，在重慶時國民黨不發護照給她，現在看來也不會給。很顯然，在當前的政治危機和內戰危險中，她覺得她不能離開中國或離開她在上海的工作。大約在同一時候，梅爾文·卡斯伯格醫生也請她到美國去。前已提到，卡斯伯格醫生戰時在美國陸軍服役，1944年曾去延安，回來後曾向她談過他對延安醫療情況及需要物資的看法。在給卡斯伯格的覆信中，她所用的比喻是他直到40年以後還記得的。她說，當孩子有死亡危險的時候，母親是不應該離開家的。^②

　　①中國福利會會史資料。
　　②卡斯伯格醫生從美國加州索爾凡致本書作者。

　　在同一時期，美國一家講演代理公司代表李·基迪克想為她安排一次在美國的巡迴演講並答應給以適當的報酬。她的答覆很簡單：「抱歉，不能應約。——孫逸仙夫人」。

　　在1945—1946年，她似乎還認為訪美之行是有可能的，所以甚至準備了要穿的衣服。但到了1947年5月，她肯定已放棄了這個念頭。這可以從西爾維亞·坎貝爾的一封家信中看出來：「孫夫人剛送了一些西式服裝來，是她打算出國的時候做的——給我和瑪麗分。衣料都很好。」^①

　　①坎貝爾家信。信中提到的「瑪麗」是瑪麗·巴萊特（後為沃爾特·沙利文夫人），也在中國福利基金會工作。

　　邀她訪美的請求以後還是不斷。在更晚一些時候，哈佛大學著名天文學家哈洛·沙普利教授邀請她以主賓身份出席由他主持的「世界和平科學會議」（1949年3月25—27日在紐約最豪華的旅館「華道爾夫飯店」舉行）。她再一次婉謝了。這時北平（北京）已經解放，但上海尚未解放，形勢十分緊張，白色恐怖仍然猖獗。

　　同一個月裡，她寫信回復老同事耿麗淑希望她應邀（可能指沙普利教授的邀請）赴美的建議。耿麗淑曾在上海女青年會工作，這時在紐約主持新組織的「中國福利呼籲會」，為中國福利基金會爭取支持。宋慶齡在覆信中說：「坦誠地說，我承認現在非常需要……向美國人民說清楚美國正在進行的戰爭準備，並且為了世界和平的利益，要制止這種戰爭準備工作。……但……即使在遙遠的將來……我仍不能接受任何類此的熱誠邀請。……如果情況確有改變，我一定告訴你，這一點你可深信。在此之前，我將非常感激，如果一切可能作出的努力都用在中國福利呼籲會和其他有關項目上，並想到我必須留在這裡的這一實際情況。」^①

　　①宋慶齡自上海致紐約耿麗淑，1949年3月28日。

　　所有這些回復都顯示，特別是鑒於美國政府正力求阻止或限制中國革命的勝利，她認為她的工作在於國內。如果美國採取的路線是承認中國革命即將來臨的勝利而不是加以阻撓，那末宋慶齡很可能是第一位從新中國到美國去訪問的客人並將廣泛地發揮橋樑作用。但華盛頓作出的選擇——不是她的選擇——使這種情況不能出現。

　　但在任何時候，她總是使人民與人民之間交往的大門敞開。在回到上海的初期，她為兩位著名的美國人發去充滿真摯友情的唁電——他們都是她在戰時認識的並且被看作是為中美兩國真正的平等和友誼而奮鬥的戰士。

　　在得悉約瑟夫·W·史迪威將軍在美國加州寓所中病逝的噩耗後，她於1946年10月10日致電史迪威的遺婉：「中國人民為失去一位親密友人而同深哀悼。我們將深切懷念您的丈夫為民主和人類福利所作的不懈努力。他的名字和精神將永遠留在中國。」：

　　半年後，1947年5月30日，她又電唁美國海軍陸戰隊的埃文斯·卡爾遜將軍。卡爾遜在中國抗日戰爭期間曾任美駐華使館武官，親赴解放區考察，對中共領導的軍隊得到極為深刻的印象，並極傾慕宋慶齡所從事的工作。戰後他回到美國，任「爭取遠東民主政策委員會」主席，首先發起反對杜魯門政府支持蔣介石發動內戰的鬥爭。她在這份致這一委員會的唁電中說：

　　卡爾遜的「早逝……是世界民主事業的巨大損失。中國人民將繼續對世界進步事業的敵人作戰……直到卡爾遜及千百萬人為之獻出生命的事業取得勝利。」

　　同一時期，她給上海美商《密勒氏評論報》主編約翰·W·鮑威爾（小鮑威爾）發去唁函，對他父親約翰·B·鮑威爾（老鮑威爾）的逝世表示哀悼。老鮑威爾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在上海出版這本雜誌，擔任主編。他早期傾向孫中山及1924—1927年的中國革命，但後來卻滑向蔣介石一邊。不過他仍然發表左派的觀點，包括宋慶齡的文章，並且是最早發表斯諾關於中國紅軍及毛澤東的報道的報刊之——它還登過史沫特萊寫的東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由於公開反對日本的侵略，被日本人逮捕後入獄多年，因壞疽失去了雙腳。在以後的中國內戰中，他同兒子小鮑威爾採取了不同立場，他強烈親蔣。但宋慶齡並不忘記他過去多年中所發揮的進步作用，在給小鮑威爾的唁函中說，「您的父親的去世對他在中國的許多朋友來說，是一個巨大損失。」

　　在中國福利基金會的工作人員中，宋慶齡也力求包括一些同情中國的美國人，不管美國政府執行的是什麼政策。

　　她起初很希望格雷斯·格蘭尼奇同她的丈夫馬克斯·格蘭尼奇能從美國回來工作。從抗日戰爭前他們在上海辦《中國呼聲》時起，她同格雷斯就成了好友，並且一直經常通訊。抗戰勝利後她在重慶時曾打電報給當時住在紐約的格雷斯：「收拾行李，馬上動身，目的地上海」，還引用周恩來的話說「來幫助我做救濟工作完全可以」。（格雷斯是美國共產黨工作人員，按照當時的做法，一個党的工作者從一國調到另一國去工作須征得兩國黨的同意。）^①她又向他們建議，「路費可先籌借」，將來由中國福利基金會歸還，還談到馬克斯在「聯總」或「工合」找個工作的可能性（他的職業是工程師）。她在信末總要說「深深的愛，急著想見到你們倆」這樣熱情的話。

　　①宋慶齡自重慶致紐約格雷斯·格蘭尼奇，1945年10月23日。

　　她為爭取他們來華工作作了近一年的努力，但他們終究未能成行，一個原因是馬克斯的兄弟病得很厲害，另一個原因顯然是美共不願意他們來中國（格雷斯曾任已下臺的美共領導人白勞德的秘書，但新上臺的領導人不喜歡她）。最後來從上海給他們寫信說，「我［因失望］而感到傷心。我一直在等啊、等啊，等你們來，但現在必須要開始工作了。」她告訴他們，「我們已決定請（過去在）『聯總』的譚寧邦擔任總幹事。」^①

　　①宋慶齡自上海致紐約格雷斯·格蘭尼奇，1946年7月1日。

　　譚寧邦出生在美國巴爾的摩市，原來是一位思想進步的廣播演員，戰時在美國陸軍中任上尉，戰後在上海曾幫助中國福利基金會做宣傳工作。據宋慶齡向格雷斯解釋，任命譚甯邦任總幹事的原因之一是，紐約的「美國援華會」曾同另一個同類組織「中國救濟聯合委員會」談判過，「由譚寧邦擔任駐華聯絡員，薪水他們負擔」。

　　宋慶齡同格蘭尼奇夫婦的友情並沒有因為他們不能來華而疏淡下來。至少在以後兩年時間裡，她還在替他們想夕法到中國來；擔任某些別的工作，包括到延安去做英文方面的工作，她說延安一定會歡迎他們。但一直過了四分之一世紀，他們才得以重訪中國，並同宋慶齡重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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