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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宋慶齡和「西安事變」 這時,人民的抗日要求傳播到了國民黨的軍隊中去。1936年12月,在內戰主要基地西安,蔣介石被他部下的兩個將領強制扣留,其中之一是「少帥」張學良。在1931年日本侵佔他的家鄉東北時,蔣命令他「不抵抗」,現在卻要他的部隊去打共產黨而不是日本人。因此,他和他的部隊率先響應「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號召——特別是在對紅軍作戰失利而紅軍把俘虜待如朋友並釋放回歸之後——同紅軍簽訂抗日停戰協定就是不足為奇的事情了。 另一位將領楊虎城是陝西人,他不願意使陝西省變成內戰的主戰場。而且,他同帝國主義沒有聯繫,倒是同本省進步人士有來往,所以他跟隨張一起行動。 當蔣介石在他們手中時,張、楊要求蔣也加入抗日統一戰線,使之成為全國性的統一戰線。但蔣起初十分固執。如果不是共產黨派周恩來到西安,事情恐怕會變得對他十分不利。共產黨提出,蔣如同意實現國內和平、對日本採取更為強硬的立場,就釋放他。共產黨人是蔣介石一直在設法消滅的對象(對周恩來的腦袋也是懸了重賞的)而且現在蔣的生死操在他們手中,但他們卻作出了這樣的建議。這對全中國和全世界表明,共產黨人對民族命運的關切遠超過自身的恩怨。 蔣最後表示同意,隨即被釋放回南京。這一發展是由於他的妻子宋美齡和妻兄宋子文的合作。他們從南京飛到西安,同張、楊和周恩來進行了商談。他們在國民黨內部代表親西方的勢力,是反對親日派的。他們使蔣介石相信:南京的親日派政客正在策劃轟炸西安,其目的不止是為了延長內戰,也為了乘機置蔣於死地並把權力奪過去。① ①蔣介石的澳大利亞籍顧問端納同蔣夫人及宋子文一邊去西安。他向將證實了蔣夫人和她的哥哥對時局的這一看法。端納本人雖然反共,也強烈地持同一意見。見厄爾·艾伯特著:《中國的端納》(英文),第319頁。 宋慶齡對西安事變的反應如何、為事變的和平解決起過什麼作用(如果起了作用的話),這是許多人曾提出過的問題。對這個問題只有一些不完整的答案(有的互為補充、有的則相互矛盾),要得出充分而確切的答案還有待於更深入的研究。 埃德加·斯諾在他的《紅色中國隨記》一書中寫道,①通過「X」(據有力的推理,系指宋慶齡)這一渠道,原來考慮對蔣進行公審的中國共產黨得到了莫斯科的強烈意見,必須確保蔣的恢復自由,否則共產國際將開除中共——斯大林和蘇聯可能認為如不釋蔣,中國將發生大規模內戰,日本就可以為所欲為了。 ①《紅色中國隨記》(英文)。 斯諾在他的《複始之旅》中說,在蘇聯嚴厲批評西安事變之後,孔祥熙曾請宋慶齡公開譴責西安的叛變並要求釋放蔣介石。宋慶齡告訴斯諾,她當時是這樣回答她的姊夫孔博士的: 「張學良做得對。要是我處在他的地位,我也會這樣做。甚至還會走得更遠!」① ①《複始之旅》,第112頁。 中共同宋慶齡當時在上海的聯絡人回憶說,①西安事變後上海地下組織曾收到過中共中央發來的兩封電報,第一封說蔣介石將受到審判,次日收到的第二封則強調聯蔣抗日。 ①李雲1986年7月10日在北京與本書作者的談話。 近年來在中國許多出版物上都有這樣一種說法:宋慶齡聽到蔣被扣消息後急於同何香凝,同飛往西安,以尋求解決辦法,但因找不到飛機而未能成行。① ①何香凝的女兒、已故的廖夢醒在同本書作者的一次談話中否認她母親當時曾經考慮過作西安之行。她說,當時她同母親在一起,如果有這樣的事,她肯定會知道。 胡蘭畦在回憶錄中從另一個側面提供了線索。胡在1931年陪同宋慶齡從柏林回國後又回柏林,被納粹逮捕,經宋慶齡、魯迅等以中國民權保障大同盟名義,向德國駐滬領事館提出嚴正抗議,始脫離魔掌。1934年,她在為國民黨將領李濟深工作(李在廣西省很有勢力,主張抗日)。西安事變發生後,李派胡送一封親筆信給宋慶齡,促請來採取緊急行動,為了抗日團結使事件和平解決。宋慶齡看了信後說,「從這幾天發展的情況看來,還不至於釀成內戰。這個信我直接回李先生。」在給李濟深的覆信中,宋也表達了這個意思。李濟深還積極進行調解,親自出面向南京政府呼籲:「為了保護蔣委員長的安全,決不可轟炸西安」,又電西安的張學良,一定要保護蔣的安全,以達到一致抗戰。① ①《胡蘭畦回憶錄(1901—1936年)》,第312—313頁。李濟深在1927年曾鎮壓過共產黨領導的廣州公社起義。但在對日本的問題上,他採取了愛國主義的立場,從而使他走向統一戰線。在抗日戰爭及戰後時期,他同左派合作,並參加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革是參與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主黨派之一,李濟深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9年在北京病逝。 但當時同宋慶齡關係密切的馬克斯·格蘭尼奇卻回憶說,當西安事變的消息傳來時,他和妻子格雷斯一起同宋慶齡乾杯,「不管下一步將會發生什麼事情。」①確實,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並且是對宋慶齡本人。在那些日子裡,她又接到匿名的恐嚇電話,還有附著子彈的信件,明確警告她——如果蔣死了,她也休想活到第二天。她的弟弟子良也警告她,藍衣社對她有加害的陰謀。關於她當時曾受到威脅,各方的說法倒都是一致的。 ①據馬克斯·格蘭尼奇在1982年冬天在美國亞利桑那州圖森市同本書作者的談話。1936年格蘭尼奇夫婦在上海主編《中國呼聲》,與宋慶齡親密合作,私交甚篤。 在上海長久流傳的一則故事說,蔣被扣後不久,美齡就打電話給慶齡,急迫地要求她設法請一位有地位的共產黨人到南京去(這是在蔣夫人同宋子文飛赴西安之前)。中共指定同國民黨高層接觸的代表潘漢年得到慶齡的通知後去了南京。(為安全起見,他在南京前邊的一個小站下車,以防邀請他去的人叛賣他,也防國民黨親日派襲擊,因為親日派要除掉蔣介石,作為擴大內戰的第一步。)據說,蔣夫人在南京接見潘漢年時懇求共產黨保證她丈夫的安全。 時隔半個多世紀,又缺乏足夠的公開資料和檔案(有一些在以後的戰亂中肯定已經散失),要分辨這些說法的是非真偽是很困難的事。以後如果有更多的文字材料發現或公佈可能會有助於弄清真相。 但有一點是確鑿無疑的。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談判中,在兩個重要問題上都提到了宋慶齡。在中共談判代表周恩來給中央的電報中對此都有記載:① ①見《周恩來選集)上卷,第71—72頁。 在改組政府的問題上,「宋(子文)提議先組織過渡政府,三個月後再改造成抗日政府」,中共「推宋慶齡、杜重遠、沈鈞儒、章乃器等入行政院」。杜是來自東北的著名愛國知識分子、張學良的朋友。沈、章當時都在獄中(救國會「七君子」案),沈是法學家、章是實業家。 在另一個問題上,「宋(子文)答應一切政治犯分批釋放,與孫夫人商辦法。」(宋子文和蔣夫人宋美齡當時由被扣留的蔣介石授權代表他同張、楊和中共談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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