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87)_愛潑斯坦

八七

　　在前面提到的《告中國人民——大家一致起來保護被捕的革命者》一文中，宋慶齡稱羅登賢等五位被捕的革命者是「中國的反帝戰士，他們全都是中國人民應該為之驕傲的典型」。她引述羅登賢在法庭上的慷慨陳詞：「『你們給我的罪名是「反動分子」。我要告訴你們我的經歷。我在1925年幫助組織與領導了香港罷工。我現在剛從東北回來，在那邊我同義勇軍一道作戰，打擊日本強盜。我曾在上海日本紗廠幫助組織罷工。那些全是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難道這就是我控告為從事「反革命活動」的理由嗎？』」

　　羅登賢未經審判就在8月間被槍決，年僅29歲。他是中國共產黨中很少幾個出身工人的領導人之一（在香港的英國太古造船廠做工10年），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

　　宋慶齡還指出在中國的外國當局所扮演的可恥角色（主要是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巡捕房，他們忙於搜捕革命人士，送給蔣介石去屠殺。在這方面，捕房督察長英國人吉文斯和法國人若貝茲都是臭名昭著的）。

　　「租界的法律規定，在引渡被告前沒有表面證據，使控告他的案子能夠成立。……在處理殺人犯、綁票匪、鴉片販與一般流氓的案件時，租界當局是熱心地維護它的司法權利的。然而昨天，並無真憑實據，只憑巡捕房眼線的一句話『我認識他們，他們是共產黨』，五個革命志士就過了堂而且被引渡了。……而法庭上的國民黨代表卻全副武裝……據說在開庭之前他還對人說，『全部事情已經安排好了』。」

　　她說，被帝國主義者譽為「安全與公正的島嶼」的上海公共租界實際是「賣國活動的大本營」。「在此地，蔣介石政府的代表們正與日本侵略者的代表們忙於公私酬酢，準備簽訂秘密條約，把我們的國土和千百萬人民奉送給外國帝國主義侵略者。正當這陰謀進行著的時候，中國工農革命運動的工作者和領袖們卻因為反對祖國被瓜分和奴役而受到了逮捕、酷刑、處死、在中世紀的牢獄中活受罪。」

　　在另一件要案、即鄧中夏的案件中，宋慶齡堅持不懈的營救努力未獲成功。鄧中夏是中國共產黨最早和最有實績的勞工領袖之一。他被上海法租界警方逮捕時是用的假名「施義」，身份沒有暴露，只是涉嫌。宋慶齡委託進步的女律師史良向法租界交涉釋放。但後來一個叛徒指認他是鄧中夏，蔣介石獲悉後堅持要求引渡給南京政府，法方照辦了。

　　像鄧演達一樣，鄧中夏拒絕了高官厚祿的引誘，在1933年9月被槍決，年僅39歲。

　　鄧中夏之死使中國共產黨失去了一位傑出的人物。他曾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主任；參加過同孫中山的談判，促成第一次國共合作；1923—1925年期間，參加領導中國最著名的鐵路工人和海員大罷工。1927年後他幫助老朋友毛澤東在農村地區建立新的紅色根據地——如果不是犧牲得這樣早，他肯定還會有更大的成就。

　　在白色恐怖下保護革命者是很危險的。很快，民權保障同盟本身就成了打擊的目標。1933年6月18日，同盟總幹事楊杏佛在法租界距宋慶齡寓所不遠的街上被蔣介石的「藍衣社」分子所暗殺。楊有學者風度，又有無畏精神。他早在1912年就在孫中山任臨時大總統的總統府秘書處任職，後到美國康奈爾大學和哈佛大學留學，口國後在南京任教。1925年孫中山靈梓遷葬南京，他是喪事籌備處總幹事。遇刺時，他是蔡元培任院長的中央研究院總幹事。遇刺的地點在他的辦公室和住所之間，^①和他同行的兒子小佛腿部也中彈。他是一個非共產黨的自由主義者，國民黨的老黨員，學術上很傑出，是安裝技術專家。但這一切都未能使蔣的藍衣社刺客們發善心。

　　①楊杏佛之子楊小佛1985年在上海與本書作者會晤時曾對出事經過作了詳細敘述。

　　楊的遇害對宋慶齡和她的事業的打擊可以從當時流傳的一句話中表達出來——「鄧演達之死使她失去左臂，楊杏佛遇害使她失去右膀」。^①

　　①同上注。

　　這位瘦高個子、口銜煙斗、充滿活力、沉靜而勇敢的人早就接到過許多恐嚇信，如果他不解散民權保障同盟、不停止「干預」反動派的亂捕濫抓，就會被置於死地。但他沒有被嚇倒，因此反動派就決定對他實行暗殺，借此不僅可以摧毀民權保障同盟，並且警告宋慶齡，她將成為下一個目標。為了加強這一警告，還給她寄去了「經典性的」象徵物——一顆子彈。

　　她的回答是發表聲明，給以有力回擊：「這批人和他們所雇用的兇手以為單靠暴力、綁架、酷刑和暗殺就可以把爭取自由的最微弱的鬥爭扼殺。這就是他們統治人民的武器，也正說明了他們整個政權的面目。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就代表這樣一個爭取自由的運動，楊銓（杏佛）也就是因為他在這個組織中的活動而被殘酷地殺害了。

　　「但是，我們非但沒有被壓倒，楊銓為同情自由所付出的代價反而使我們更堅決地鬥爭下去……殺害楊銓的劊子手們要明白，政治罪行必然會給他們帶來應得的懲罰。」^①

　　①載《宋慶齡選集》，第79頁。

　　她在毫無防衛的情況下親往參加楊杏佛的喪禮，一方面是表示對敵人的蔑視，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有「孫夫人」在場，喪禮可以得到一定保障。當記者問到民權保障同盟的會務時，她說，「當然繼續進行」。但其後不久，同盟被迫解散，因為楊銓的遇害不僅使一些人感到恐懼，也說明了應採取另外的方式繼續鬥爭，而不是使同盟的領袖和積極分子遭受同總幹事一樣的命運。

　　在同盟存在的半年時間內，它所完成的業績是很多的。除上面已記述者外，它還曾派出工作組去北京，成功地救出了因抗日愛國活動而被國的人士，其中有北京大學教授、五四運動積極分子許德來，還有不到20歲的中學生。許獲釋後立即加入同盟北平分會。

　　老新聞工作者劉尊棋是這些獲釋者之一。他的回憶錄敘述了這次營救活動是怎樣開始的，從中反映出宋慶齡的品格和行動的迅速。^①

　　①劉尊棋著《慶齡同志，感謝你的救援！》，載《人民日報》，北京，1981年6月4日。劉以後曾任多家報紙的主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任重慶美國新聞處中文部主任、建國後在50年代任外文出版社副社長、80年代任英文《中國日報》總編輯及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副總編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及「文化大革命」期間，有20年他因受極「左」路線之害，不是坐牢，就是被剝奪正常的工作權利。在徹底平反後，他除上述職位外還任全國政協常委。

　　在獄中，從偷送進來的報紙上，劉尊棋看到了宋慶齡領導下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成立的消息以及上海英文《中國論壇》報關於同盟的介紹。他就同獄中難友（包括以後成為中共中央委員的薄一波和劉瀾濤等其他共產黨人）商量，打算寫信給宋慶齡。大家同意後，推劉起草，因為他的英文很好。信中揭露他們被關押的所謂「反省院」實際上是一座軍人監獄，犯人們都是未經審訊就被無限期關押在這裡的。他們受到殘酷的折磨，不能讀書和寫家信，也得不到醫療。犯人們要求釋放他們出獄，讓他們上前線去抗敵救亡。

　　這封信冒著巨大風險被偷送出去。宋慶齡收到後不但立即交給《中國論壇》報發表，並派出小組到現場調查，由總幹事楊杏佛帶領，成員中有同盟北平分會主席胡適。他們去向當時掌握北平軍政大權的「少帥」張學良陳情。張因日本強佔了他的故鄉東北，深為悲憤，所以對抗日運動表示同情。他派了一個部屬參與調查。幾個月後，劉獲釋。

　　在這次營救活動中，北平分會主席胡適表現動搖，因而被同盟開除。胡願意請求釋放這些犯人，但卻實用主義地為犯人所受到的非人待遇加以粉飾。宋慶齡指出：「中國有許多所謂『知識分子』，胡適就是其中典型的一個，除非酷刑在他們的眼前施行，他們是不相信監獄中施用酷刑的。可是，有哪一個犯人敢在獄吏面前公開說話呢？有哪一個獄吏會讓調查者看一看剛受過酷刑的囚犯或者讓他親眼看看酷刑的場面呢？」^①

　　①關於這些事件的記述請參閱《宋慶齡紀念集》中許德珩、胡愈之等人的文章。關於開除胡適，宋慶齡在《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任務》一文中已作了解釋。據許德珩說，胡「大耍兩面派，表面上同意民權保障同盟的宗旨，暗中則和丁文江通過反動政府和駐德領事館撤銷了史沫特萊的（《佛蘭克福報》）駐華記者的名義」，「當民權保障同盟提出監獄黑暗的問題時，胡適……竟向外國記者吹噓監獄中如何自由……為反動當局粉飾罪責。」

　　作為一種在犯人們中間製造不和和互相懷疑的詭計，國民黨警方釋放了一部分人，而繼續監禁了另一部分人，從而埋下一顆「定時炸彈」。劉尊棋還在獄中時，他們把他的名字偷偷寫在一份「自首書」上（實際上他自己從未簽過字）。這使他蒙受了幾十年不白之冤，直到最後查清了事實，證明「自首書」是偽造的。

　　同盟還成功地向全世界揭露了國民黨綁架著名女作家和女權運動者丁玲的事實，從而救了她的命。總的說來，同盟向全國和全世界輿論界揭露中國當局的白色恐怖，使這些惡人處於被動地位。

　　同盟也曾設法要求國民黨釋放陳獨秀。陳是中國共產黨前總書記，後轉向托洛斯基派，所以他的觀點同宋慶齡及其他同盟積極分子是大不相同的。

　　在同盟所有這些活動中，宋慶齡的聲音和威望起了主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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