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26)_愛潑斯坦

二六

　　§（二）他們一生中唯一的一所自有住宅

　　1918年8月，孫中山和慶齡遷住上海法租界莫裡哀路29號，後來這裡就一直成為他們的寓所。直到兩人先後去世。這座房子由孫的加拿大籍華裔副官黃惠龍募集資金購得，作為孫在加拿大的追隨者的禮物送給他，是孫中山、宋慶齡夫婦一生中唯一一座為他們自己所有的住宅。它現在是孫中山上海故居紀念館（新地名是香山路7號），原來的家具和書籍都照原樣保存著。

　　屋裡的佈置簡單而高雅，表現出主人的性格和愛好。這裡主要是工作的場所，書房和藏書室占去了大部分空間。屋旁有一塊不大不小的草地，他們在這裡招待賓客、活動身體——她會把他從書桌旁拉出來散步、玩球或打門球。孫中山有一個非華人衛士並副官馬坤（莫裡斯·科恩），他是在倫敦東部貧民區和加拿大草原上成長的。據他回憶說，屋子陳設十分簡單，只有一張林肯的畫像掛在書房牆上，算是唯一的裝飾。他到上海時已有約10年沒有見到孫中山了。據記載，馬坤曾說，「許多中國男人在中年很少有什麼變化。他看起來像46歲，也像66歲，怎麼看都行。他的鬍鬚可能白了一點……但他的眼睛裡依然閃著友善的光，而且他的身材還是老樣子，既沒有大肚子，也不是特別瘦。」

　　馬坤在上海第一次見到孫夫人。她的高貴文雅是在馬坤意料中的，但她的美貌卻使他大吃一驚。「我見了她簡直不知道說什麼好，只是像個孩子那樣紅著臉結結巴巴地說了兩句。」馬坤很快發現她是孫中山「工作班子中最重要的成員」，「不管發生什麼事」，總是使孫中山「高興和愉快」，每晚都同孫坐在一起看書聊天，「還常常在家裡放電影」。

　　工休時打門球，「工作人員都同他們在一起玩」。孫同慶齡常說笑話，還彼此取笑。他隨意把球打出去，她就在旁邊又笑又喊，說他只想贏球，什麼招兒都使出來了。^①孫中山另一位英文秘書李祿超回憶說，玩球時慶齡曾喊道，「小心這個布爾什維克！」^②這段時期，孫中山的身體情況看來很好。他自己說，「我感覺非常良好。我過去從來沒有過這樣的感覺，這是最近兩年的事。」^③他過去常感腹部疼痛，多年來曾幾次應用不同的飲食療法。可能這是他後來患肝癌的先兆。但孫中山和宋慶齡這段時期在上海家中所過的並不只是「溫暖的家庭」生活。他們的寓所是進行在歷史上具有重要性的許多工作和會晤的繁忙場所。

　　①關於馬坤的引語采自查爾斯·德雷奇著《雙槍科恩》，第84—85、88頁。
　　②引語采自馬丁·C·威爾伯著《孫逸仙——屢遭挫折的愛國者》（英文），第38頁。李祿超寄居國外多年，後回國，80年代初期在廣州病故。
　　③孫中山著《一個中國革命者的回憶》（英文），倫敦出版，原書無出版年代，但有孫中山所撰引言，日期為1918年12月30日。

　　在以後的一年半時間中（直到1920年末），孫中山在這裡總結以往的經驗，把所提煉出來的新認識用於指導未來的行動。他所注意的主要仍然是解決如何更好地組織武裝起義的問題——因為武裝起義是他長期使用的主要方法。但兩個重大事件——一個在國外、一個在國內——很快使他著手于一項新的、更為廣闊的任務。國外的事件就是前面已經提到的1917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影響深遠的國內事件就是1919年的五四運動，它是由兩個國外事件所引發的，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二是十月革命。

　　五四運動初爆發時是反對協約國在戰後和約中出賣中國的抗議浪潮。按照美國威爾遜總統提出的「十四點」和平條件以及高唱入雲的「民族自決」口號，中國有權期望收回德國在山東省的一切殖民權利。但在凡爾賽和會上幾個主要戰勝國分贓的結果，根據原有的秘密協議（新成立的蘇維埃政府把沙俄政府檔案中的許多秘密條約都公佈了出來），德國的這些權利不是歸還中國而是交給了日本。這樣，中國雖然參加了協約國，到頭來卻不是戰勝國之一，而成了失敗國之一。這是一次深刻的教訓。在一個帝國主義統治的世界裡，一個國家如果它的主權是不完整的並且沒有全民整體力量來加以保衛，就不可能避免為某一個帝國主義所宰割。

　　這一發展不僅證明孫中山反對中國參戰的主張正確，它也使孫中山為中國革命尋找盟友的目光轉向蘇俄——一個由本國勞動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在本國土地上推翻了帝國主義制度而建立起來的國家，它宣佈不僅在國內要實行社會主義、在國際上還要同一切反對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運動和全世界的革命運動聯合起來。蘇俄還顯示出革命能夠抵擋外國干涉，它挫敗了大大小小十四個外國的武裝入侵。它還宣佈廢棄沙俄像其他帝國主義一樣迫使中國同意的租界、治外法權以及其他半殖民地特權。「看來很自然，作為革命者和社會主義者的孫逸仙博士會使自己對蘇俄發生興趣。」這是一位外國作者（他本人很保守）在所寫的孫中山傳記中的話。^①

　　①見上引威爾伯所著傳記，第112頁。

　　關於對中國思想界的影響，毛澤東曾形象生動地回顧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①但使得中國人民深刻認識到帝國主義本性絲毫未變並轉向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是五四運動。它預兆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這個党在毛澤東領導下于30年後即1949年取得了革命的勝利。

　　①《論人民民主專政》，載《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71頁。

　　五四運動匯合並加強了青年知識分子要求「打倒孔家店」和反對宗法制度的反封建思潮，它呼喚「德先生」、「賽先生」^①在中國出現，如同歐洲文藝復興的樣式。但當反對西方國家（一直被認為是「德」「賽」兩位「先生」的家鄉）的運動以群眾性規模爆發時，不是這兩位「先生」而是「革命同志」很快進來了。當日本所收買的北京政府將要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從而使日本在山東的攫奪「生效」時，北京和其他城市學生先後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並迅速擴大到社會其他階層。知識分子以新的激情對列強進行譴責，並且對帝國主義的本質越來越提高了認識。商人、店員和消費者採用了行之有效的抵制外國貨（這一次是日本貨）的辦法，並且規模之大為前所未有。工人舉行抗議罷工，作為一支新的力量登上政治舞臺。反帝運動同反對中國舊統治勢力的運動以洶湧澎湃之勢匯合在一起了。

　　①「孔家店」指長期為封建統治階級所利用和改造的儒家學說。「德先生」指民主（Democracy），當時音譯為「德摩克拉西」，「賽先生」指科學（Science），當時音譯為「賽因斯」。——譯者

　　在北京，政府中幾名眾所周知的親日派部長被罷免；在巴黎，北京政府的代表懾于國內外群眾的壓力拒絕在和約上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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